11月21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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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1月21日，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之一、宗教教育家和诗人赵紫宸（T. C. Chao, 1888–1979）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赵紫宸先后担任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宗教学院／宗教系）院长，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派神学与“本色化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8年，他还是普世基督教协进会（今普世教会协会 WCC 前身，一个信仰严重妥协的基督教组织）成立大会选出的六位主席之一。
一、生平与事奉轨迹
赵紫宸于1888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家道已由盛转衰，自幼生活颇为艰辛。1901年，13岁的他因家境困难一度辍学，准备随父经商。两年后，他重新走上学路，1903年进入苏州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随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进入卫理公会背景的苏州东吴大学就读。1907年，他在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约翰·莫特等人的影响下受洗归信基督，开始公开认同基督教信仰。大学毕业后，他留在东吴中学任教，很快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参与中国近代基督教高校的发展。
1914年，他获奖学金赴美深造，进入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堡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与哲学，接触到当时在欧美神学院中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神学。1916年他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学学士（相当于现在的道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回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他先后出席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和在牯岭召开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国内教会与学生团契中声名日隆。
1926年，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下，赵紫宸离开东吴大学，转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并兼任中文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他逐步成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核心人物，后来出任宗教学院院长长达二十余年，对一大批知识分子背景的基督徒产生深远影响。
1941年，他由卫理公会转入圣公会，在主教何明华（Bishop Ronald Hall）的按立下，同日被按立为执事与牧师，此后长期在圣公会华北教区担任重要职务。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与多位教授被捕，他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才获释。这段经历一方面加深了他对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推动他思考“民族认同、文化传统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抗战结束后，1948年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次大会，赵紫宸被选为六位主席之一，成为当时国际普世运动中极少数来自中国的神学代表。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因不满普世机构对此次战争立场的态度，于1950年辞去这一职务。
1949年以后的政治与教会角色
1949年9月，赵紫宸作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此后，他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54年，他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新中国教会重组和“自立、自养、自传”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从19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赵紫宸已经努力在思想改造、跟党走，但也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宗教界领袖一样，都经历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人格羞辱。他在公开场合被迫作出许多与以往立场相矛盾的表态，在晚年甚至在公开言论中对传统基督教教义表达出明显的怀疑与反对。1979年11月21日，他在北京去世，结束了漫长而复杂的一生。
神学思想的演变与特点
在神学立场上，赵紫宸早年受卫理公会传统影响，大致继承了卫斯理式的亚米念主义——重视人的意志、道德责任与成圣生活。但在美国留学期间及其后的学术生涯中，他深受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神学与宗教哲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理性化、文化化、本色化”为特点的中国式自由主义神学。
概括而言，他的神学思想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反超自然主义、淡化神迹性教义
赵紫宸对传统基督教信仰中关于耶稣基督的超自然元素持强烈保留态度，在解释童女生子、耶稣复活、神迹等教义时，倾向于采用象征性、道德化或“宗教经验”的诠释，而不是承认真实历史层面的超自然作为。他更乐于把耶稣描述为一位在道德上完美、人格上独特的人类典范，而不是降世为人的永恒神子。这种反超自然的取向，成为他神学最具争议之处。
2. “本色化神学”与儒家伦理的整合
面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与“非基运动”的冲击，赵紫宸致力于为“基督教在中国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提供回答。他强调基督教在伦理、社会关怀与人格理想上的价值，试图将基督信仰与儒家“仁、义、礼”等概念对话，认为基督教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更新的一股内在动力。他在《基督教哲学》《耶稣生平》等著作中，努力展示耶稣人格与中国传统君子理想之间的“相通性”。
3. 自由主义神学与主观体验的强调
赵紫宸深受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与哈纳克（A. von Harnack）之类自由派神学家的影响，重视宗教体验的主观性，强调“在基督里经历神的爱”比接受客观教义更为重要。他往往将基督教的核心归结为“神在基督里显明的爱”，弱化对三位一体、代赎、称义等教义的客观真理性与规范性。
4. 理性与科学的高度重视
他主张基督教必须与现代科学、理性哲学展开对话，反对他所理解的任何“教条主义”“迷信式”的信仰形态。这使他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享有较高声誉，被视为“理性化基督教”的代表人物。然而，从福音派的角度看，他在与科学、理性对话时，往往是以牺牲圣经权威与超自然启示为代价，把神学退缩到“宗教哲学”与“道德思想”的层面。
5. 与传统教义的尖锐冲突
在原罪、人类败坏、基督代赎与因信称义等要道上，赵紫宸采取强烈批判与重释的立场。他倾向于将罪理解为“自我中心、自我封闭”，而不是按照圣经与教会传统那样理解为“在神面前的悖逆与有罪地位”；他更多把基督的工作理解为启示爱的榜样与道德感召，而非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承担神的公义审判。这使得他的神学在本质上更接近一种“基督教式的伦理哲学”，而非圣经意义上的救赎信仰。
影响与评估
在中国教会史上，赵紫宸是最早系统性地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建构“基督教哲学”“中国系统神学”的学者之一。他通过讲道、写作和大学教学，影响了数代知识分子与教会领袖；他对“基督教中国化”“本色化”的持续思考，也为后来中国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另一方面，他对于超自然启示的否定、对圣经无误权威的怀疑，以及对罪、恩典、十字架与复活等核心教义的重释，也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官方教会与学术界中许多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神学立场。
从坚持圣经无误、福音核心教义的圣经教导来看，赵紫宸的一生，在神学上可以说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反面教材：他以极高的才华和影响力进入神学与教会的中心，却在长年与自由主义思想妥协中，逐步远离使徒所传“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晚年他在公开场合对正统基督教教义的怀疑和反对态度，也让人想到约翰壹书对那些离弃真道之人的严厉提醒：“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壹2:19）
今日教会的反思
1. 恩赐与名望不能代替忠于真道。
一个神学家可以学识渊博、口才出众、影响巨大，却在关键教义上偏离圣经。教会衡量一个人，不只是看贡献和名声，更要看他是否仍然站在基督与使徒所传的福音上。
2. “本色化”不能以牺牲福音内容为代价。
把福音讲得让国人听得懂、听得进，当然是必要的；但一旦为了迎合文化，就否认童女生子、十字架代赎、身体复活等真理，我们就不再是在“翻译福音”，而是在“改写福音”。甚至陷到另外一个福音的咒诅之中（加1:6-9）。
3. 理性与科学必须在圣经权威之下。
基督徒不怕问题、也不怕思想对话，但一切理性思考都必须在神的话语之下被更新、被约束，而不是拿人的理性去审判和删改神已经启示的真理。
4. 为中国教会的神学与神学院祷告。
今天中国教会仍在“神学中国化”“本色化”的各种口号中摸索前行。愿主怜悯，使中国的传道人、学者与教会，不重蹈赵紫宸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是在这个文化中忠心宣讲那位道成肉身、为罪人死而复活、现在坐在父神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全地的主耶稣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