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教会历史上的今天：纳撒尼尔·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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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3月10日，美国公理会神学家、耶鲁神学院教授、 “新海文神学”代表人物纳撒尼尔·威廉·泰勒（Nathaniel William Taylor，1786–1858）去世。他出身康涅狄格州敬虔家庭，早年受提摩太·德怀特影响，后任纽黑文第一教会牧师，并于1822年起在耶鲁任教，成为第二次大觉醒时期最重要的神学辩护者之一。泰勒试图将传统加尔文主义调整为更适合美国复兴主义的体系，特别强调人的自由选择、道德责任和当下回应福音的能力，因此削弱了原罪归算、全然败坏、神主权拣选、圣灵主权重生以及基督代替性赎罪等改革宗救恩论的核心内容，并把十字架更多解释为道德治理与劝导罪人悔改的手段，而非基督代替罪人满足神公义的救赎作为。泰勒的问题不在于他关心复兴和归正，而在于他为了强调人的责任与布道果效，实质上以人本主义修正了福音，开启了一条从复兴主义滑向实用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也提醒今日教会，不可用削弱神主权恩典的方式来换取表面的奋兴，而必须坚持传讲那使死人复活的古旧福音。
如果说乔纳森·爱德华兹之后的新英格兰神学还努力维持“改革宗框架中的复兴神学”，那么泰勒则把这种发展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方向。学界普遍认为，“新海文神学”就是以他为中心形成的体系；它试图回应当时对传统加尔文主义的反感，特别强调神的道德治理、人的自由行动，以及人在听见福音时当下悔改归正的责任。泰勒的神学因此非常适合为十九世纪美国的复兴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也因此与第二次大觉醒紧密相连。
泰勒最核心的关切，是要为“人的责任”腾出更大的空间。他认为，如果人对神的命令负有真实责任，那么人就必须具有真实选择的能力；因此，他不愿接受传统改革宗在“全然败坏”与“道德无能”上的严谨表达。后来的研究者指出，泰勒实际上在关键处放弃了爱德华兹关于“自然能力”与“道德无能”的区分，并把人的道德主动性推得更前。这种修改让他的体系看起来仍然使用加尔文主义语言，却在实质上已明显偏向一种以“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力”为中心的思路。
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看，问题正出在这里。圣经固然处处要求人悔改、相信、顺服，因此人也确实要为自己的不信与悖逆负责；但改革宗从来坚持，堕落之人虽然仍是有责任的道德主体，却在罪中对神是“不能”顺服的。这不是说人失去了理性、意志或行动能力，而是说人的心志已经被罪辖制，不会、也不能凭自己转向神。泰勒为了维护人的责任，实际上削弱了人败坏的深度，也冲淡了恩典的绝对主动性。这样一来，人的归正就不再首先被理解为圣灵主权重生所带来的结果，而更容易被理解为人在真理劝说之下所作出的道德转向。
这也是泰勒对第二次大觉醒最深远的影响之一。第二次大觉醒大致发生于1795年至1835年之间，在美国广泛推动了奋兴会、营会布道和大规模的宗教动员。 泰勒本人不是像芬尼那样著名的巡回布道家，但他从耶鲁讲坛为复兴主义提供了神学后盾：既然人被视为具有当下顺服福音的完整道德能力，那么布道的重点就很容易从“宣讲基督并仰望圣灵重生死人”，转为“运用一切合宜的方法推动罪人立即作决定”。研究者也指出，泰勒的体系以“神慈善的道德治理”“人的自由行动”与“复兴中的决断责任”为中心，正好契合了美国 复兴主义(revivalism)的方向。
在救恩论上，泰勒的问题不只停留在人论。他对代赎的理解，也偏离了经典改革宗。相关研究显示，泰勒拒绝把基督的死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代替性刑罚担当，而更倾向于一种“政府论”或“道德治理”式的解释：基督之死主要是为了维持神道德政府的秩序，同时对罪人产生有力劝导，使他们甘愿悔改归向神。 但改革宗教义坚持，基督不是仅仅作出一种可激励人的牺牲榜样，也不是只为神的统治作抽象展示；祂乃是真正作为选民的代替者，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他们当受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若离开代赎的刑罚性与代替性，福音就会逐渐从“神为罪人完成了什么”，滑向“神借十字架鼓励罪人去做什么”。
正因为如此，泰勒虽然常被看作是在“修正加尔文主义”，但从严格的改革宗标准来看，他更像是在保留部分加尔文主义术语的同时，逐步把体系重心转向一种更人本、更复兴主义、也更适合美国民主文化的神学。普林斯顿传统对他强烈反对，并不是出于保守本能，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一旦把人的自由决定抬高到足以重构全然败坏、重生、代赎和称义这些教义的位置，整个福音结构就会被改写。后来学界也常把泰勒看作新英格兰神学从爱德华兹走向危机与分化的重要节点。
当然，评价泰勒时也需要公平。他并不是公然否认基督教核心信条的自由派；相反，他在许多场合仍试图维护福音派信仰，并且强烈关心讲道果效、罪人的归正与教会复兴。问题在于，他以为只要把“人的责任”讲得更强，就能更有效地推动悔改；但历史一再表明，当教会用削弱恩典主权的方式来强化人的回应时，短期看来似乎更有果效，长期却往往削弱福音本身的根基。人本主义复兴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很容易让人把“是否作了决定”当作救恩的中心，却忘记了真正的问题是：死人如何活过来？答案不是人的意志自我发动，而是圣灵借着道使人重生。
今日教会反思：
纳撒尼尔·泰勒提醒我们，教会一旦试图用“人的能力”去拯救“人的责任”，最后常常连恩典也一并削弱。真正的改革宗立场不是否认人的责任，而是坚持：人必须悔改相信，但罪人之所以能悔改相信，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第二次大觉醒留下的不只是热情，也留下了一个危险传统——用复兴的方法取代福音本身。今日教会若要持守纯正，就必须继续宣告：不是人的决定使福音有效，而是圣灵借着所传的道，使死人成为活人。
3月10日｜教会历史上的今天：纳撒尼尔·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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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3月10日，美国公理会神学家、耶鲁神学院教授、“新海文神学”（New Haven Theology）或称“泰勒主义”（Taylorism）的代表人物纳撒尼尔·威廉·泰勒（Nathaniel William Taylor，1786–1858）去世。泰勒试图把当时美国教会占主流的的加尔文主义神学重新调整，使之能够与当时席卷美国的复兴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二次大觉醒”，彼此协调。也正因如此，泰勒的转向代表了一个极具危险性的转向：表面上仍使用加尔文主义语言，实质上却逐渐削弱了恩典主权、原罪教义与代赎真理，使神学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人本主义思想。这对之后美国教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泰勒于1786年6月23日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富裕而敬虔的家庭。他年仅十四岁便进入耶鲁学院读书，但因眼疾影响，直到1807年才正式毕业。在耶鲁求学期间，他深受当时耶鲁校长提摩太·德怀特（Timothy Dwight）的影响。德怀特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也是一位强烈支持复兴运动的人物。毕业之后，泰勒继续研习神学，曾担任德怀特的秘书，后来被按立为牧师，并于1812年出任纽黑文第一教会（First Church of New Haven）牧师。1822年，他被任命为耶鲁的教义神学教授，并成为该校独立神学部门的重要奠基者；这一部门后来发展为今日的耶鲁神学院。正是在耶鲁这一平台上，泰勒逐渐形成并推广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新海文神学”。
泰勒本人并不是像查尔斯·芬尼那样活跃于各地的大布道家，但他对复兴主义的同情与支持，使他在第二次大觉醒中产生了极大影响。那场大觉醒规模广泛、力量强大，却也饱受传统教会，尤其是接受改革宗神学的教会以及一些更保守群体的批评。泰勒在1822年出任耶鲁神学教授之后，便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和讲台影响，为复兴运动的信念和作法进行神学辩护。他虽然不在前线带领奋兴会，却在后方为复兴主义建造了理论基础，因此，他对于后来许多复兴派教会的核心信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泰勒最关键的神学特征，是他对“加尔文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修正。他反对所谓“预定论”，认为若一切事件都由神单独决定，那么人的自由便无从谈起，而没有自由，道德责任也无从成立；如此一来，神似乎就成了不道德的根源。因此，泰勒主张，若神是慈爱而完全的，祂就不可能以预定论的方式治理世界。这一立场表面上是在维护神的圣洁，实际上却是用人的道德直觉来裁判神的主权。圣经从来不认为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彼此矛盾；相反，圣经清楚教导，神按自己旨意行作万事，同时人仍然真实地为自己的罪负责。泰勒的问题，不是他想强调人的责任，而是他用削弱神绝对主权的方式来维护人的责任，这一步一旦迈出，整个救恩论就必然被改写。
在原罪与全然败坏的问题上，泰勒也偏离了加尔文主义。他认为，虽然所有人都处于失丧状态，但亚当的罪并不归算给后代；人的败坏，也不应理解为人性本身有某种根本性的败坏状态。按他的看法，罪主要是自由选择的行为，而不是从亚当而来的本性败坏；因此，罪人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他在本性上被罪辖制，而是因为他自由地选择了罪。这样一来，人的责任固然被强调了，但人对罪的奴役却被淡化了。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初代教会伯拉纠主义异端的死灰复燃。圣经教导，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他的罪真实地归算给后裔；同时，人性也因堕落而彻底败坏。人并不是中立地站在神和罪之间，然后用自由意志作选择；人乃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其理性、意志、情感都已被罪污染。若不承认这一点，恩典就不再是使死人复活的大能，而只是帮助尚有能力的人作出更好的决定。
在神主权的问题上，泰勒同样作出了重大修改。他不愿接受神借着拣选预定人最终蒙恩得救的教义，也不愿承认神对世上一切事有主权性的护理。他更倾向于把世界理解为一个“道德的宇宙秩序”，神在其中以“手段与目的”的系统来鼓励道德行动，并向人发出悔改呼召，而人则有能力对这些伦理性呼吁作出回应。换句话说，在泰勒的体系中，神更像是一位设立道德秩序并加以管理的统治者，而不是那位按自己永恒旨意施行拣选、重生、保守与成全的主。这样的神学，自然很适合复兴主义运动，因为它能把布道的焦点集中在人当下的回应与决志上，却淡化了神在救恩中那不可抗拒、不可归功于人的主权恩典。
在基督代赎的问题上，泰勒的偏差尤其严重。他拒绝传统改革宗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作为罪人的代替，担当他们应受刑罚”的理解，不愿接受归算、代替与刑罚满足这些福音核心观念。按他的思路，基督的死主要不是直接为信徒担当罪债，而是神用来感动罪人、鼓励他们自由悔改并归向神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十字架被理解为一种道德影响或治理性的展示，而不再是那位无罪中保真正替祂百姓受罚、成全义、满足公义的救赎行动。改革宗神学则坚定持守：基督不是仅仅向罪人显示神多么认真地看待罪，也不是只向人证明顺服多么美好；祂乃是真正站在选民的位置上，担当他们的罪，承受他们该受的忿怒，使祂的义归算给一切信祂的人。若这一点被动摇，福音就不再是“基督已经成就了什么”，而只剩下“人是否愿意回应神的感召”。
泰勒还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念，就是他所谓的“自爱”（self-love）。他认为，人里面有一种自然追求幸福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中性的，也是所有选择的动力。当人真正明白基督徒生活何等美好、可羡慕、对自己有益时，他自然就会倾向悔改并归向神。这样看来，归正并不是圣灵使一个属灵死人活过来，而更像是一个人看见何为自己最大的福乐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表面上，这种说法似乎很“合情合理”，也很适合呼召人作决定；但实际上，它严重低估了人心对神的仇恨与悖逆。罪人不只是缺少资讯，不只是尚未看见信仰的好处；他的问题是心里恨恶真光，拒绝顺服神。人若不是被圣灵重生，就不会也不能真正爱神、信靠基督。因此，泰勒这种以“幸福吸引”来解释归正的思路，本质上是把悔改信心建立在人里面仍存的道德能力之上，而非建立在神主权恩典的大能之上。
正因为这些修正，泰勒虽然自认为是在更新加尔文主义，实际上却遭到“加尔文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查尔斯·贺治（Charles Hodge）等人激烈批判他，认为他的体系与其说是加尔文主义，不如说更接近亚米念主义，甚至带有严重伯拉纠主义色彩。这样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当原罪被削弱、拣选被淡化、代赎被改写、重生被人化时，整个救恩论的结构就已经偏离了宗教改革所恢复的福音核心。虽然当时一些教会会议并未正式将“新海文神学”定为异端，并且阿尔伯特·巴恩斯（Albert Barnes）、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等与之相近的人物，也曾在异端指控中获判“正统”，但从更长远的神学历史来看，泰勒所开启的方向，确实为新英格兰公理宗进一步走向自由主义进行铺路。
这一点，在美国教会后来的发展中尤其明显。泰勒主义与传统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学院里的争辩，也造成了公理宗内部的明显分裂。班尼特·泰勒（Bennet Tyler）等保守派领袖，为了抗衡耶鲁的新海文神学，甚至另外建立了东温莎神学院（The East Windsor Theological Seminary）。但更深远的后果，是许多复兴主义运动逐渐习惯于把“传统加尔文主义”视为复兴的敌人，把教义性的认信传统看作对奋兴工作的拦阻。于是，越来越多复兴派、后来甚至一些基要派和福音派群体，开始与认信性、改革宗的教会传统分道扬镳。短期看，似乎换来了更灵活的布道方法；长期看，却使美国教会越来越脱离稳固的教义根基，更容易向人本主义、实用主义，甚至自由主义敞开大门。
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勒对第二次大觉醒的影响，不仅仅是神学上的，也是教会历史方向上的。他虽然不像芬尼那样公开主张完全成圣，也不像芬尼那样把复兴几乎变成一种可以制造的技术，但两者在许多关键点上有共同之处：都反对传统加尔文主义对无能、归算、代赎与重生的理解，都把人当下的悔改决定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芬尼在布道实践中所推进的许多内容，泰勒已经在神学课堂里预备了道路。也正因此，虽然芬尼在大众层面更有名，但在新英格兰地区，最终真正占上风的，往往不是芬尼式的极端奋兴主义，而是泰勒与新海文神学所塑造的温和而系统化的人本复兴主义。
从改革宗神学的角度回头看纳撒尼尔·泰勒，我们必须承认，他并非故意要摧毁基督信仰；相反，他显然关心教会复兴、罪人归正和道德更新。他的问题在于：当他试图使福音更容易被现代人接受、更容易与复兴热潮配合时，他实际上牺牲了福音本身最核心、最绊倒人、却也最荣耀神的部分——那就是：人是完全无能的，神是绝对主权的，基督的代赎是代替性的，重生是圣灵单方面施行的，救恩从头到尾都出于恩典，不出于人。这些真理一旦被削弱，教会也许会在短期内看起来更有活力，但长远而言，失去的将是福音的骨架。
今日教会反思：
纳撒尼尔·泰勒的历史提醒我们，教会一旦为了“果效”而修改福音，最后常常不是福音更新了人，而是人的需要重塑了福音。第二次大觉醒中的许多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人的决定被高举，神的主权被淡化；人的道德能力被放大，原罪与重生被缩小；十字架被解释为激励人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基督代替罪人受罚的救恩中心。今日教会若要真正忠于圣经，就必须拒绝这种披着复兴外衣的人本主义，坚持传讲那古旧却永远大有能力的福音：罪人得救，不是因他肯作决定，乃是因神在基督里施恩拯救，并借着圣灵使死人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