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教会历史上的今天：尼撒的贵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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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年3月9日，相传早期教会重要神学家、哲学家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约335–394年）离世。作为“加帕多家三教父”中最具思辨力的一位，他在四世纪三位一体教义争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381年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前后，积极捍卫尼西亚正统，推动教会更清楚地表达“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信仰。他对圣灵神性的辩护，以及对神无限性的思考，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神学。同时，他并非只是在书斋中论道的人，也与巴西流一同推动早期基督教慈善与医疗事业，并从神学角度严肃批评奴役按神形象所造之人的不义。然而，尼撒的贵格利也深受希腊哲学与俄利根传统影响，在神秘主义倾向和“万物复兴论”上出现明显偏差，因此，我们既当感恩他在三一论和教会公共见证上的重要贡献，也当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谨慎分辨并拒绝他思想中超越圣经界限的部分。
贵格利出生于加帕多家一个显赫而敬虔的基督徒家庭。他的家族在信仰上经历过逼迫与苦难：父母曾因信仰遭受迫害，财产被没收；他的祖母老马克里娜与外祖父也都在逼迫年代中为信仰受苦，甚至殉道。这样的家庭背景，深深塑造了他后来的信仰取向。贵格利的性格与其兄长大巴西流（Basil the Great）颇不相同：巴西流性格刚毅、行事果断，长于治理与组织；贵格利则较为温和、内省，更倾向于沉思、修辞与哲学研究。早年间，他主要受母亲和姐姐小马克里娜的教导。虽然传统中有他曾在雅典求学的说法，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该撒利亚接受较高教育，研习古典文学、哲学，甚至可能接触医学知识。他自己曾谦逊地表示，自己真正的老师乃是哥哥巴西流，以及“保罗、约翰和其他使徒与先知”。这句话一方面显出他的敬虔，也反映出他试图将哲学训练置于教会真理之下。
与巴西流积极投身教会行政与公共事务不同，贵格利起初更倾向于从事修辞学和学术性的研究。然而，在巴西流的劝说，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的坚持之下，他于372年被立为尼撒的主教。贵格利并不是天生的行政人才；他在财务与治理方面并不出色，也因此在教会政治斗争中显得颇为脆弱。当时亚流派势力仍然强大，他曾因反对亚流主义而遭到逼迫，甚至一度被罢免并流亡在外。但这些经历反而炼净了他，使他从一个较为安静的学者，逐渐成长为公开捍卫正统信仰的重要人物。尤其在379年巴西流去世后，贵格利更被推到前台，承担起更重要的教义护卫责任。
若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毫无疑问是在三位一体教义上的建树。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尼西亚信经在325年已经明确宣认圣子与圣父“同质”，但围绕圣灵神性的争论仍然激烈，尤其所谓“圣灵百端派”（Pneumatomachians）否认圣灵完全的神性。贵格利在这一背景下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凭借深厚的神学功底与严密的哲学思辨，进一步论证圣灵与圣父、圣子一样，同样是真神，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荣耀。他与其他加帕多家教父共同推进并澄清了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表述，即“一个本质，三个位格”。这一定式帮助教会更严谨地区分：圣父、圣子、圣灵并不是三位神，而是在同一神圣本质中，以三个位格真实而永恒地区分。贵格利在回应“三神论”指控时所写的《致阿勃拉比：论不应有三神》，尤其显示出他在三一论上的敏锐与深度。他努力说明：神在本体上是独一的，而位格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本质不同，而在于位格的区分与起源方式的不同。这样的工作，对后世整个大公教会的正统三一论表达，都有深远影响。
贵格利在三位一体教义上的贡献，应当得到相当高的评价。改教运动并不是推翻古代教会一切成果，而是要回到圣经，并承接早期教会在圣经真理上已经清楚确认的信仰。正因如此，尼撒的贵格利与其他尼西亚正统教师一道，为后来教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今天我们在认信中清楚宣告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质同权，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些早期护教者艰苦争辩、仔细辨明的基础上。
除了三一论，贵格利在神论与灵修思想上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他是较早系统论证神无限性的重要教父之一。他认为，既然神的美善是无限的，而美善又不是神附带的一种性质，而是与神的本性密不可分，那么神本身必然是无限的。既然神是无限的，那么有限的受造者就永远无法穷尽神。这一思路使他进一步强调，人对神的认识始终带着有限性，因此不能把神当作受造之物那样加以界定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他发展出较强的“否定神学”倾向，也就是强调我们往往更适合说“神不是什么”，而不是贸然自信地说“神是什么”。与此同时，他提出“Epektasis”这一重要观念，即信徒对神的追求不是达到某个静止的终点，而是一种不断向前、不断进深、永不穷尽的属灵奔跑。
这一部分思想之所以吸引后世，乃是因为它抓住了一个真实的属灵事实：神的丰富永远超过人的理解，圣徒对神的认识与爱慕，确实应当不断增长，而不应满足于肤浅、静止的宗教经验。从这个角度说，贵格利对神无限性的强调，以及他对属灵生命不能停滞的提醒，确有其宝贵之处。
然而，我们也必须谨慎指出：贵格利在这一方向上所发展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总是受到圣经清晰启示的充分约束。他过多借用了柏拉图主义和上升式灵修的语言，容易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一种近乎不断抽象上升、不断脱离有限与物质的过程。这样的表达，虽然在某些地方能激发人对神圣洁与无限的敬畏，但若失去圣经本身的规范，就容易滑向一种“超越启示本身”的神秘主义。我们对神真实的认识，首先不是借着人的哲学沉思，也不是借着脱离圣道与圣礼的内在攀升，而是借着神在圣经中清楚、充分、权威的自我启示，并借着基督这位中保，使我们在福音中真认识父。换句话说，我们固然承认神本体的不可测度，却绝不因此削弱神在圣经中已经赐下之真知识的清楚性与充分性。
贵格利思想中最明显、也最需要批判的一点，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俄利根式的“万物复兴论”（Apocatastasis）。他倾向认为，在末后的结局中，神的良善与能力将最终医治一切受造物，甚至连魔鬼也可能在神爱的工作下被恢复。贵格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他轻看神的良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极力强调神良善与医治的大能，才使他对审判的永恒性产生了一种神学上的张力。然而，从圣经来看，这一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圣经清楚教导，末后的审判是真实而终极的，义人与恶人的结局是永远分别的，撒但及一切不悔改之人的刑罚并不是暂时性的净化过程，而是神公义永远的彰显。因此，无论贵格利在语境中是出于何种善意，这一教义方向都必须被拒绝。神的爱绝不吞没祂的公义；神的怜悯也绝不意味着祂对罪的最终审判只是象征性的。
贵格利不只是书斋中的思想家，他同时也是一位关心现实苦难的教会领袖。在这一点上，他与巴西流一同展现出古代教会极美的一面。他们在凯撒利亚推动建立了著名的慈善与医疗综合体，后世常称之为“巴西流城”。这项事工对贫民、流浪者、病患，尤其是被社会遗弃的麻风病人敞开大门，堪称基督教公共慈善事业的重要里程碑。贵格利强调，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那么关怀他们、医治他们、服事他们，并不是附加的美德，而是对造物主形象的尊重。今天回顾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古代正统教会之所以不仅在讲台上有真理，也在社会中有见证，正是因为他们把教义与怜悯结合了起来。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贵格利也是古代最早明确从神学层面严肃批评奴隶制度的人物之一。他尖锐指出：人既是按神形象受造，又在基督里蒙召得自由，那么把一个人当作可以买卖、奴役的对象，本身就是对神创造主权的冒犯。这一点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罕见而可贵的。虽然他的时代远未全面摆脱奴隶制度，但他所发出的神学抗议，确实为后世留下了值得重视的见证。
综合而言，尼撒的贵格利是一位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的教会人物。他在三位一体教义上的贡献，特别是在捍卫尼西亚正统、澄清“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表达上，值得后世教会感恩记念；他对神无限性的强调，以及对属灵生命不可停滞的提醒，也确实触及了基督徒生命中的真实维度；他在慈善、医疗与人的尊严问题上的实践与思考，也表现出古代教会将真理落实于爱的努力。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他深受希腊哲学，尤其柏拉图主义与俄利根传统影响，在神秘主义和万物复兴论上都出现了明显偏差。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类历史人物最合宜的态度，不是全盘推崇，也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在圣经最高权威之下，存着感恩与辨别的心来领受。
今日教会反思：
尼撒的贵格利至少带来几方面提醒。第一，教会若要在混乱时代站立得稳，就必须在核心教义上清楚、准确，不可满足于模糊含混的语言。第二，真教义从来不是冰冷抽象的；若我们真相信人是按神形象被造，就必然会更认真地看待怜悯、医疗、贫穷者和受压迫者。第三，教会在追求属灵深度时，必须始终受圣经约束；若离开神已经启示的话语，所谓“更深的灵性”很容易变成危险的迷雾。第四，我们应当常常记得：神确实无限、伟大、难测，但祂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的猜想中，而是已经在基督里，借着祂的话，真实而充分地向我们显明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