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教会历史上今天：约翰·斯图谟与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典范
声明：以下内容由亚特兰大改革宗浸信会编辑提供，转发请保留出处。
1589年3月3日，改教运动时期德国伟大的基督教教育家与改教家约翰·斯图谟（Johannes Sturm，1507-89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离世。斯图谟在教会历史叙事中常被忽略，但他所奠定的教育模式，却深刻塑造了16世纪以后数百年的西方精英教育传统；从更正教城市的学校制度，到近代大学的学术规范，甚至到20世纪末以来兴起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运动”，都能看见他的影子。斯图谟的教育理念可用一句话概括：“Sapiens atque eloquens pietas——博学且能言的敬虔”：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知识堆积，而是把人引向对神的敬畏与服侍（敬虔），并在古典学问中追求扎实理解（博学），更要训练学生以清晰、有力、优雅、具说服力的方式表达真理（能言）。为此他强调古典语言与修辞训练，推行分级课程与明确大纲，使教育从混乱走向可持续、可复制；其影响后来渗透到欧洲中等教育、天主教耶稣会学校体系、新英格兰早期学院传统，以及近现代“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并以一句警醒流传至今：若学生只学会知识却没有学会敬虔，不过是“受过教育的恶魔”。
斯图谟于1507年出生在施莱登（Schleiden）。1521年或1522年，他开始在列日（Liège）的圣杰罗姆学校（St. Jerome）求学，随后进入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在鲁汶期间，他不仅学习，也参与经营印刷所，出版过数部希腊文作品；这段经历使他更深体会到“文本”“语言”“表达”对思想塑造的关键意义。1529年，他迁往巴黎，除了售书，也受邀任教，讲授西塞罗（Cicero）与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等古典作家。正是在这段人文主义学术训练与文本工作中，他逐渐形成一种清晰的教育抱负：不仅要追求知识，更要训练人的判断力与表达力，使真理能够被理解、被阐明、被传递。
在马丁·布策（Martin Bucer）的著作影响下，斯图谟接受了更正教改教运动的原则，并在1534年参与过调和更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两派的尝试。随后，在布策以及政治家雅各布·斯图谟·冯·施图尔梅克（Jacob Sturm von Sturmeck）的推动下，斯图谟于1537年接受邀请前往斯特拉斯堡任教，并在1538年创办了著名的更正教文理中学——“斯特拉斯堡学校”（Schola Argentoratensis，今称“让·斯图谟中学” Jean Sturm Gymnasium）。他担任校长长达43年，使该校声名远播，成为德国乃至欧洲人文主义文理中学的重要示范，并为现代“从小学到大学”的阶梯式学校结构奠定雏形。
斯图谟不仅是教育家，也常受托执行外交使命，代表斯特拉斯堡、更正教诸邦甚至法国国王进行政治干旋。他出席1540年在哈格瑙（Hagenau）与沃姆斯（Worms）举行的会议，也参加1541年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会议；1542年还与布策一同前往会见科隆选侯。1545年在协助促成英法和平谈判之后，1546年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War of the Schmalkaldic League）爆发之际，他再次前往法国寻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的援助，并为胡格诺派（Huguenots）争取德意志方面支持，因此在部分路德宗人士眼中反而成了“可疑人物”。与此同时，他也频繁被邀请为新设或改革学校提供建议，例如劳因根（Lauingen）文理中学（1564）；他的影响还体现在符腾堡（Württemberg，1559）、不伦瑞克（Brunswick，1569）与萨克森（Saxony，1580）的学校章程之中——这意味着他塑造的不仅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整套“可复制的教育制度”。
然而，斯特拉斯堡在1555年以后对路德宗信条的执行趋于严格，神学与教会政治的张力逐渐上升。雅各布·斯图谟去世后，斯图谟本人也卷入持续争论：他坚持布策更宽广的立场，受“圣经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观念影响，倾向一种较少教条化的基督教。围绕吉罗拉莫·赞基（Girolamo Zanchi）的正统性争议虽于1563年告一段落，但对斯图谟及其同工的神学指控仍未停息。1570年他提出辞职，市议会拒绝；1575年他与约翰·马尔巴赫（Johann Marbach）的长期冲突虽裁决对他有利，但1577年的《协同信条》（Formula of Concord）又使冲突重燃。神学家约翰内斯·帕普斯（Johannes Pappus）鼓动在斯特拉斯堡正式推行该信条，并得到施瓦本地区的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与雅各布·安德烈亚（Jakob Andrea）的支持；斯图谟则强烈而尖锐地反对。最终在1581年，他被解除职务，退居诺特海姆（Northeim），并于1589年在斯特拉斯堡去世。可以说，他的一生横跨学术、教会与政治三重领域，而他在教育上的遗产，却比任何争论更长久地留在欧洲。
斯图谟的教育理念，常被一句拉丁文概括得极其精炼：“Sapiens atque eloquens pietas”——“博学且能言的敬虔”。在他看来，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单纯的知识累积，而是要把人引向对神的敬畏与服侍（敬虔）；同时追求对古典文学、哲学与神学的深度理解（博学）；并训练人用清晰、有力、优雅且具说服力的方式表达真理（能言）。因此，他极度重视修辞学（Rhetoric），并在实际教学中强化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文法”与“修辞”训练。他的阅读书目与教学安排也反映了这一重点：拉丁文以西塞罗、维吉尔《牧歌》（Virgil’s Eclogues）、若干拉丁诗选与泰伦斯（Terence）为主；希腊文则集中于德摩斯梯尼及其他修辞家。希腊与拉丁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以及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只偶尔出现在阅读书单中——这并非轻视知识面，而是强调“用语言把真理说清楚”的核心训练。
在制度层面，斯图谟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他把原本混乱的学校教育变得“可管理、可持续、可复制”。他率先采用把学生按年龄与水平分成十个年级（Decuriae）的分级体系，并为每一级设定明确的大纲与目标；这种分班制度、教材整理与学校管理方式，后来影响了德国文理中学，也影响英国与法国的中等教育。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在《The Scholemaster》中就曾推荐斯图谟编纂的《西塞罗书信集》，可见其教材与方法论在跨国教育网络中的传播力。甚至连他的“对手”天主教阵营——例如耶稣会——也曾观察并借鉴他强调分级教学与语言训练的做法。
因此，斯图谟也常被视为改教时期基督教古典教育（Christian Classical Education）的关键推手之一。这一教育模式的核心，不是把古希腊、古罗马当作信仰权威，而是“借用古代的工具，来服侍永恒的神”：以“三学”（Trivium）为骨架——文法训练语言与学习工具，逻辑训练清晰严谨的思考，修辞训练有力而优雅的表达；同时以“真、善、美”的追求塑造品格，使学习不仅关乎信息，更关乎灵魂；并以基督为中心，把科学、历史、文学都理解为神所创造并仍在祂治理之下的世界的一部分，使知识最终指向对真理的敬畏与对神的认识。斯图谟对拉丁文的执着，也不是“迷恋古董语言”，而是当时极其务实的选择：拉丁文近似今日的英语，是国际学术与神学交流的共同语言；它严密的语法结构也被视为训练逻辑与表达的最佳方式；而要直接阅读教父著作并进入新约希腊文的世界，古典语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
斯图谟在3月3日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教育黄金时代的阶段性落幕；但他所确立的模式仍继续塑造后世：耶稣会学校在建立天主教教育体系时，借鉴了他的分级教学法；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高等教育也在古典教育框架上奠基，哈佛、耶鲁等早期传统可追溯至此；而20世纪末以来欧美与亚洲兴起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运动”，也试图重新拾回他那种对真理的严谨追求与对表达之优雅训练。斯图谟那句至今仍常被引用的提醒，也因此格外刺耳而真实：若学生在学校里只学会了知识，却没有学会敬虔，他不过是“受过教育的恶魔”。
今日教会反思：
斯图谟提醒我们：在圣经的世界观中，教育从来不只是“技能训练”，而是关于人要向谁负责、为谁而活的塑造；知识若离开对神的敬畏，就会被罪扭曲，反而成为骄傲与操控的工具。也因此，教会在家庭与门训中当重新重视“真理+品格+表达”的整全操练：让孩子与信徒不但认识真理，也学习清楚地思考、诚实地言说，并把一切学问带回到“爱神、爱人、服侍基督”的呼召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