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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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24日，美国“社会福音运动”早期的重要人物、美国公理宗牧师查尔斯·门罗·谢尔登（Charles Monroe Sheldon，1857–1946）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离世。谢尔登是美国公理宗的一位牧师，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跟随祂的脚踪》（In His Steps: What Would Jesus Do?）源自1896年在教会讲台上的连载信息。他的信息以“耶稣会怎么做？”（WWJD）为核心挑战，借着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故事，推动信徒反思职场伦理、财富使用与社会公义。在当时工业化引发贫富分化与劳工困境的背景下，谢尔登与沃尔特·劳申布什等人共同推动了具有公共批判性的社会福音运动。然而，谢尔登的思想明显偏离真道：他倾向把耶稣视为道德榜样，弱化基督作为救主与中保的中心地位，在救恩论上带有伯拉纠主义色彩，强调人的意志决定与行为模仿，容易使WWJD从福音提醒变成律法重担，而忽略圣灵重生、与基督联合以及蒙恩管道在成圣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他对社会改革的强调，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天国可借人的努力逐步实现，而非等待基督再临带来终极更新。到了20世纪90年代，WWJD在青年文化中以手环与周边商品重新流行，但其意义逐渐从早期的社会批判转向个人化的道德自律。今日教会回顾这一历史，应当既看见信仰必须进入现实生活的呼召，也重新回到福音的中心：不是先模仿基督以求被悦纳，而是基督已经为罪人成就救赎，使信徒在与祂联合中被圣灵更新，以恩典所生的顺服成为真实见证。
谢尔登在教会史上影响最深的一部作品，是他在1896年以“连载讲故事”的方式，在托皮卡教会讲台上展开的信息，后来结集成书，题为《跟随祂的脚踪》（In His Steps: What Would Jesus Do?）。这本书在基督教大众阅读史上具有罕见的传播力，被公认为最畅销的基督教著作之一（常见统计称销量逾五千万册），并使那句标志性口号广为人知：“耶稣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简称 WWJD）。
这部作品的叙事起点，是一名失业工人的意外死亡，对当地教会造成强烈震动。故事中的牧师亨利·麦克斯韦（Henry Maxwell）于是挑战会众：先承诺一个月（后来延长为一年），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都先问一句——“耶稣会怎么做？”，并且按着他们所理解的答案去行。小说透过不同阶层人物（如医生、报社编辑、富家女等）的视角，描绘这种承诺如何牵动并改变人的职场伦理、财富使用与分配观念，以及对社会公义议题的敏感度与行动力。正因如此，它不仅是一部“激励人行善”的故事，更像是一面时代的道德镜子，使人不得不面对信仰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张力与责任。
谢尔登的动机虽带着“激发敬虔与社会责任感”的良好用意，但其神学方向却存在明显偏差，甚至包含严重的错谬思想，容易使人偏离福音的根基。首先，他往往倾向把耶稣主要理解为“道德榜样”，却弱化了祂作为“为罪人舍命的救主与中保”的中心地位；这使整套诉求更接近一种“道德影响式”的宗教实践，把信仰的重心放在人的效法与社会改良上，而非基督的代赎与恩典。福音首先不是“我能学得像耶稣”，而是“基督已经为罪人成就救赎，使人与神和好”；若只强调效法，却忽略人本质上无力自救、必须被拯救的事实，基督信仰就容易滑向披着宗教外衣的道德主义。
进一步说，在救恩论层面，谢尔登的叙事逻辑常给人一种“只要人立志，就能行出基督样式”的印象，这带有明显的伯拉纠主义倾向，淡化甚至否认全然败坏与恩典先行的需要。然而圣经清楚教导：罪人即便“知道”耶稣会怎么做，若没有圣灵的重生与持续施恩，也没有能力真正行出来。因此，WWJD 很可能从一种提醒，转变为沉重的律法负担，使人背负压力，却得不着福音所赐的自由与能力。
在成圣观上，谢尔登把成圣的推进力更多放在“意志的决定”上，但圣经更清楚地教导，成圣是圣灵的工作，其根基在于与基督联合（Union with Christ）。信徒并不是靠不断自问“耶稣会怎么做”来获得生命更新，而是借着与基督联合，在神所设立的恩典工具——圣道、圣礼与祷告——中被真理光照、被圣灵更新，从而自然结出基督样式的果子。
同时，谢尔登的思想也带有“社会福音”先驱的色彩，仿佛可以借着人的道德努力，在地上逐步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秩序。但圣经所启示的天国，首先是神主权的彰显；信徒固然要在世上作光作盐，关切公义与怜悯，却必须记得，天国的完全成就不靠社会改革推进，而是靠基督再临带来终极更新。
从历史背景来看，谢尔登的走红并非偶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化浪潮中迅速扩张，却也伴随着尖锐的贫富分化、劳工困境与城市问题。在这样的处境里，谢尔登与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共同推动“社会福音运动”，强调教会的使命不应只停留在个人灵魂得救，也应直面现实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如改善劳工条件、抵制贪婪、回应贫困与不公。因此，这场运动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公共性与批判性，是对资本与权力秩序的一种道德拷问。
在20世纪中，社会福音运动也对中国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很多教会领袖将福音的重点转向“社会服务与公共参与”。尽管它推动了近代基督教在华更加重视教育、医疗、赈济、城市改革与劳工关怀，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处境、提升了基督教的公共形象。但是当“社会改良”被推到中心时，容易弱化福音的核心（基督的代赎、重生、圣道与圣礼）。后来很多1949年后的三自运动领袖多是在思想与神学取向上深受此前社会福音与自由派神学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也十分耐人寻味。到了20世纪90年代，WWJD 在美国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与商业复兴”。在青年文化中，它借着彩色手环、T恤等周边迅速传播，逐渐成为美国青少年福音派的一种身份标识；与此同时，WWJD 的意义也发生明显转向——现代版本在很大程度上淡化甚至失去了谢尔登原初强调的“社会正义”与“阶级批判”色彩，更多被压缩为个人层面的道德自律与行为选择，例如提醒自己不抽烟、不作弊、做个更“好”的人。原本指向社会结构与公共责任的呼声，也逐渐被更私人化、去政治化的道德口号所取代。
今日教会反思：
今天回看谢尔登与 WWJD，我们可以学习他对“信仰必须落地”的紧迫感：基督徒的确不该把敬虔局限在星期天和教堂里。然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福音的更新，而非单纯的道德更新；不是“我先学像耶稣”来换取神的悦纳，而是“基督先为我成就救赎”，使我在与祂联合中得着新生命，结出顺服与怜悯的果子。当我们问“耶稣会怎么做？”时，更根本的问题或许是：“基督已经为我做了什么？祂如今借着圣道与圣灵正在我里面做什么？”如此，我们的善行就不再是自救的梯子，而是恩典更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