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教会历史上的今天：加尔文最后的讲台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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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年2月6日，改教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在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St. Pierre Cathedral）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场讲道。当时他年仅54岁，却重病缠身，哮喘、痛风与肾结石使他几乎无法行走，只能被人用椅子抬上讲坛，即便讲道中病势加剧、呼吸艰难甚至吐血，他仍坚持把信息讲完；此后他长期卧床，却在接下来的数月里继续接见官员与同工，作最后的劝勉与托付，并在4月28日召集日内瓦牧师们到病榻前发表震撼人心的“临终劝勉”，坦承自己的急躁与软弱，承认一切劳苦都算不得什么，唯有在敬畏神、倚靠祂的怜悯中才能站立，同时提醒同工日内瓦圣工并非理所当然，曾经历惊险、对抗与被驱逐的屈辱，因此必须持守纯正教义、警惕嫉妒与内斗，竭力保守教会合一；他也在遗嘱中要求死后葬于无碑无记的普通坟墓，显明他反对个人崇拜、只愿众人仰望基督的心志，而这一切都把我们的目光从人的成就转向神主权的恩典，激励我们在软弱中仍忠心于呼召、在服事中远避纷争、同心建造基督的教会，凡事归荣耀给神。
4月28日，加尔文自知离世不远，便邀请日内瓦众牧师同工到他家中（或病榻前）相见，发表那篇著名的“临终劝勉”。 这番话之所以震撼人心，不是因为他回顾了多少“功绩”，而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显出了与其“刚毅形象”相称、却更深的属灵真实：他坦承自己性情急躁、易怒，也承认病痛之下曾显出不耐与软弱，因此郑重请求同工们饶恕；同时他把自己一生的劳苦放在神面前，毫不粉饰地承认：若离了神的怜悯与恩典，他所做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受造之人”蒙主使用。
在告别中，他也回忆日内瓦圣工并非一帆风顺：曾有惊险与羞辱、张力与对抗，甚至经历被逼离开这城的痛楚；他借此提醒同工——今日看似稳妥的局面并非理所当然，乃是神在动荡中施行主权保守的结果。 因此，他语重心长地劝勉后继者要持守纯正教义，不可在呼召上懈怠；更要远避嫉妒、恶言与内斗，因为若教会同工彼此吞吃，圣工必然受亏损。演说结束时，他强撑病体，逐一与每位牧师握手道别；见证者记下，那一刻众人含泪而别，像是在与属灵的父亲告别。
加尔文的临终心志，也体现在他对身后之事的安排上：他明确要求自己死后葬在普通坟墓中，不立墓碑、不留标记，以免人把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到人的身上，甚至形成对人的崇敬。 后来他于1564年5月27日离世，次日被安葬；其墓地确切位置长期不明，正与他“不要被纪念、只要基督被高举”的心志相符。
今日教会反思
加尔文最后的讲道与告别，提醒我们：教会历史中最有分量的，不是“人的伟大”，而是神的恩典如何托住软弱的器皿。真正的“唯独神的荣耀”（Soli Deo Gloria），不是口号，而是在病痛、名声、成就都被剥落之后，仍愿意把荣耀归给基督。愿主也赐我们同样的心志：在顺境不倚靠自己，在逆境不放下呼召；在服事中谨慎自守、彼此相爱、远避纷争，好叫基督的教会得建立，福音的工作不因人的骄傲而受损。
附：
约翰·加尔文对日内瓦众牧师的“临终劝勉”（1564年4月28日）。这段由贝萨记录。
“弟兄们，在我离去之后，请务必坚守这项圣工，切莫灰心丧志。主必亲自动手，拯救这公理之邦与这间教会，使之脱离仇敌的威吓。你们中间当远避纷争，彼此相爱，以诚相待。请反复思想：主将你们安置在这间教会中，你们对他亏欠了多少！千万不要让任何诱惑使你们离弃职守。的确，若有人对此感到厌倦，想要抽身溜走是轻而易举的；但他们终必亲身经历——主是不可轻慢，也是不可欺哄的。
回想我初到此城时，福音虽已传开，凡事却极其混乱，仿佛基督信仰只剩下一件事，就是‘拆毁偶像’。那时，常有邪恶之徒使我倍受羞辱。然而，主我们的神亲自坚固了我。我必须承认，我天性并非勇敢之人，但在他们一切的攻击之下，神使我从未向任何威压屈服。后来，我顺服呼召从斯特拉斯堡重返此地，内心虽极其不情愿，以为自己必徒劳无功；那时我并不知道主的定旨，只看见前路重重艰险。但当我在这圣工中继续前行，主最终让我看见，祂确实赐福了我的劳苦。
因此，你们也当在这呼召中各守其位，维护已经确立的秩序。同时，要竭力引导百姓顺服纯正的教义，因为那邪恶顽梗之人依旧存在。如今你们所见的局面已大致安定；若因你们的懈怠而使这圣工毁坏，你们在神面前的罪责就更大了。
然而，弟兄们，我还要向你们声明：我与你们同在时，一直活在最亲密、最真挚、最诚恳的爱中；如今，我也要在同样的爱中与你们作别。在我患病期间，若你们曾因我的急躁或不耐烦而受过伤害，我诚恳地请求你们赦免；也由衷感谢你们，在我卧病时甘心分担我身上的重担。”
“他说完这些话后，便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我们怀着极其忧伤的心，眼中盈满了泪水，便与他告别。”
（关于接班人贝萨的托付）： 贝萨在记录时因谦逊略去了这段关于他的高度评价，原意如下：
“至于我们内部的领袖，你们已选择了贝萨先生接替我的位子。请务必顾念他、扶持他，因为这担子极其沉重，这服事之难足以使人被重压击垮。请务必作他的后盾！至于他本人，我深知他心志纯良，必会尽其所能而行。”
附：教会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教会历史》中对加尔文最后服事的详细描述中文翻译。英文原文：https://ccel.org/ccel/schaff/hcc8/hcc8.
- 加尔文的最后岁月与去世
加尔文在第二次抵达日内瓦之后，在那里劳作了二十三年——也就是从1541年9月直到1564年5月27日。1252 当他在壮年、最能发挥功用之时被召进入安息，他的心智能力仍然完全健全；他留下了一位能干而配得的继承者；留下了一间以摩西律法与基督福音为根基的改革宗教会典范；留下了一所兴盛的学院，它成为瑞士与法国福音传道人的摇篮，并一直存续至今；也留下了一部由他亲笔写成的著作库，即便在三百多年之后，仍然是活泼而塑造人心的力量。1253
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作、讲道、授课、参与教会长执会（Consistory）与牧师团体（Venerable Company of pastors）的会议，接待并劝勉从新教世界各地前来的访客，又向四方不断通信。尽管各种疾病日益加重——如头痛、哮喘、消化不良、发热、砂石症（gravel）、痛风——这些病痛逐渐耗尽他纤弱的身体，却无法折断他刚强的心志。
当他无法行走时，便让人把他用椅子抬到教会。1564年2月6日，他讲了最后一篇讲道。复活节当天，即4月2日，他最后一次被抬到教会，并从贝萨（Beza）手中领受圣餐。
4月25日，他立下遗嘱。这是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文献，充满谦卑与对神的感恩：他承认自己的不配，把全部信靠放在白白拣选的恩典与基督丰盛的功劳之上；他放下争论，仰望天上合一与和平。1254
路德则藐视一切法律形式，在遗嘱开头写道：“我在天上、地上、地狱里都众所周知。”结尾又写：“这是神的公证人、祂福音的见证人马丁·路德博士所写。”
4月26日，加尔文希望再见一次四位市政长官（Syndics）和小议会（Little Council）的所有成员，在议事厅里与他们相会；但参议员们顾念他的健康，愿意前往他家。他们于27日庄严静默地来到他家。众人围在他身旁时，他竭尽余力，像一位族长般不间断地向他们讲话：感谢他们的恩慈与忠诚，为自己偶尔的激烈与忿怒请求赦免，并劝勉他们在基督纯正的教义与纪律上持守到底。他说得众人落泪。1255 同样地，4月28日，他又对他邀请到家中的日内瓦众牧师讲话，言辞郑重、情意恳切；他为自己的一切缺失请求赦免，也感谢他们忠心的协助。他逐一握手。贝萨说：“他们带着沉重的心与含泪的眼离去。”1256
这些崇高的场景，既有目击者详尽的记述，也曾被画家的艺术所呈现。1257
5月19日，也就是五旬节圣餐之前两天，加尔文邀请日内瓦的牧师们到他家，并让人把他从卧室抬到隔壁的餐室。他对众人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你们同桌了。”——这句话使他们深感悲伤。随后他献上祷告，略用少许食物，并在当时情形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愉快地交谈。餐食尚未结束，他就让人把他抬回卧室；临别时，他面带微笑说：“这堵墙不能拦阻我在灵里与你们同在，虽然身子不在你们中间。”
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下床，但仍继续口述给秘书记录。
法雷尔（Farel）当时已八十岁高龄，仍从纳沙泰尔（Neuchâtel）千里迢迢赶来与他告别，尽管加尔文曾写信劝他不必劳顿。法雷尔渴望代替他而死。加尔文去世十天后，法雷尔写信给法布里（Fabri）（1564年6月6日）说：“噢，为何不是我替他被取去，使他还能被保留下来，得享多年健康，继续服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归感谢给那位赐我极大恩典的主，使我能认识这人，并在他不情愿之时把他留在日内瓦；在这里，他所劳作、所成就的，多到舌头难以尽述。我奉神的名一再催逼他承担那在他看来比死更难的重担，以致他有时为神的缘故求我怜悯他，让他用更合乎他性情的方式服事神。但当他认出这是神的旨意，他便牺牲了自己的意愿，成就了远超过人对他的期待的事，不但超过别人，甚至超过他自己。噢，他何等荣耀地完成了他的赛程！”
加尔文临终前的日子几乎常常祷告，并不断短促地说出使人得安慰的经文，多取自《诗篇》。他有时疼痛到难以忍受。人常听见他呼喊：“我哀号如鸽”（赛38:14）；“我闭口不言，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诗39:9）；“主啊，你击打我；但我只要知道这是你的手，就够了。”他的声音被哮喘折断，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心智直到最后仍清晰而刚强。他接纳所有愿意见他的人，却请求他们宁可为他祷告，不要多与他说话。
他去世那天，说话反而更少艰难。他在落日时分、约八点钟安然睡去，进入他主的安息。贝萨说：“我刚在不久前离开他；一听仆人报信，就立刻与一位弟兄赶到他那里。我们发现他已经离世，而且如此安详，手脚没有任何抽搐，甚至连一声更深的叹息都没有。他一直神志清醒，直到最后一口气也并未完全失去言语的能力。事实上，他看起来更像是在睡觉，而不是死了。”1258
他一生五十四年、十个月、十七天。
贝萨——他的学生与朋友——继续说：“于是，这颗最明亮的光体，这盏教会的明灯，在落日之时也同时升入天庭。随后整座城市在那一夜与次日都充满极大的悲伤与哀恸：共和国失去了最智慧的公民，教会失去了忠心的牧者，学院失去了无与伦比的教师——众人哀哭他们共同的父亲与最好的安慰者（仅次于神）的离去。大批市民涌到停尸之处，几乎难以与遗体分开。其中还有一些外邦人，例如英格兰女王派往法国的大使，他来到日内瓦原为结识这位著名人物，如今也想瞻看遗容。起初人人都被允许进入；但后来好奇心过盛，且可能给仇敌的诽谤提供机会，1259 于是他的朋友们认为，最好在次日清晨——那天正是主日——按惯例用麻布裹身，安放在木棺中。下午两点，遗体被送往普兰帕莱（Plain Palais, Planum Palatium）的公共墓地，城中的贵族、牧师、教授、教师，以及几乎全城的人都诚挚哀悼，随行送葬。”1260
加尔文曾明确禁止葬礼的任何铺张，并禁止在墓上建立任何纪念碑。他愿意像摩西一样，被葬在远离偶像崇拜之处。这与他的神学一致：使人降卑，使神被高举。
然而贝萨仍以拉丁文与法文写下一段适切的墓志铭，他称之为“Parentalia”（意即在父亲葬礼上的献辞）：
“尊贵的加尔文竟归尘土，
连美德本身也可从他学习；
他——倾颓罗马最惧怕的人，
众善者痛哭，他虽死仍令恶人战栗——
竟躺在如此卑微、如此狭小的坟墓里，
连姓名也无人得见？
温柔的谦逊，常伴他左右，
他生前与之同行，死时又将他安放于此。
噢，何等有福的坟墓，配得如此住客！
噢，令人艳羡的石碑覆在他灰烬之上！”1261
在日内瓦宗教改革三百周年（1835年），曾铸造一枚精美的纪念奖章：一面是加尔文肖像，并刻其名与生卒年月；另一面是他的讲坛，并刻经文：“他因着信，定睛那不能看见的，如同看见一般。”（来11:27），以及环形题字：“身体破碎；心灵刚强；因信得胜；教会的改革者；日内瓦的牧者与护卫者。”1262
在他去世三百周年（1864年），日内瓦的朋友们在海外捐助帮助下，为纪念他建立了“宗教改革厅”（Salle de la Reformation）——一座庄严的建筑，以福音联盟（Evangelical Alliance）的原则为根基，致力于传讲纯正福音并倡导一切良善之事。
南北半球的改革宗教会，就是加尔文的纪念碑，比大理石更恒久。
诸改教家中，慈运理（Zwingli）最先去世（1531年），在壮年时战死沙场，口中颤抖着说：“他们能毁坏身体，却不能毁坏灵魂。”瑞士宗教改革之星随他沉落，但只是为了再度升起。
其后是路德（1546年）。他同样离乡，在其出生地艾斯莱本（Eisleben）去世；他厌恶时代的混乱，疲惫于世界与人生，却仍紧握福音的信心，反复诵念宝贵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并用《诗篇》第31篇的言语，把灵魂交托在那位信实、救赎他的神手中。
墨兰顿（Melanchthon）于1560年在家中离世，也像加尔文一样。他最后、也是最大的忧伤，是教会中的纷争；他为此流泪如易北河水之多。他渴望死亡，好先从罪中得释放，也从“神学家的狂怒”中得释放。他从《以赛亚书》第53章以及《约翰福音》第1章与第17章得着极大安慰；当女婿（Peucer）问他是否还想要什么时，他回答：“除了天堂，别无所求。”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苏格兰的加尔文”，那位“从不惧怕任何人的脸色”的人——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八年（至1572年），他最后的安慰同样来自《诗篇》、《以赛亚书》第53章，以及救主的大祭司祷告。
那位掌管并统御历史进程的神的护理，为诸改教家兴起了配得的继承者，他们忠心保存并推进其工作：布林格（Bullinger）继慈运理，墨兰顿继路德，贝萨继加尔文，梅尔维尔（Melville）继诺克斯。
加尔文凭其非凡才干与强而有力的性格，在日内瓦教会事务上不间断地施行过一种非同寻常的“主教式权柄”；这种权柄随着他的去世也终止了。1564年5月29日，贝萨被选为日内瓦教会事务的“主持者”（modérateur），任期仅一年。1263 但他一直年年连任，直到1580年，才因自觉难以继续承担沉重职责而退下；不过他仍愿意继续与海外教会通信。他不知疲倦地在瑞士与法国之间奔走，对两国宗教改革的进展施加决定性影响。他见证了一位胡格诺派王子亨利四世（Henry IV）登上法国王位；他为其放弃福音信仰而哀叹，却也为《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给予新教合法地位而欢喜；作为那一代改教者高贵族群中的最后幸存者，他把宗教改革的思想带入十七世纪之初。他的神学标志着从加尔文宽广的加尔文主义，过渡到下一代更狭窄、更经院化、更“堕落前”（supralapsarian）的加尔文主义；而这也在荷兰、英国，乃至法国与日内瓦引发了亚米念主义（Arminianism）的反动。
附注：一则诽谤
令人痛心的是，宗派的仇恨与恶意甚至追随改教家到了临终之榻。狂热的天主教徒把慈运理英勇的战死说成是神的审判，并捏造神话：说欧科兰帕底乌（Oecolampadius）自杀并被魔鬼带走；说路德用手帕在床柱上自缢并散发可怕臭气；又说加尔文在绝望中死去。
关于“路德自杀”的神话，曾被一位极端教宗派神父（Majunke，柏林《Germania》编辑）冷静而恶意地重复，从而在1890年引发了一场热烈争论。不过必须补充的是：一些学识渊博且诚实的天主教徒也愤慨地反对这项诽谤。（参我的文章《路德是否自杀？》，刊于纽约《基督教文学杂志》1890年12月号。）
至于加尔文，很可能他那被诸多疾病摧毁的身体很快出现腐坏迹象，以致不得不停止接待外来访客；这或许引发了贝萨含糊提及的一些“诽谤”。1259 但直到他去世十五年后，叛教修士博尔塞克（Bolsec）才把一项可憎的恶行强加在加尔文的青年时期（见上文第302页），并散布谣言说他死于一种可怕的疾病——被虫吞噬——并称这是神用来毁灭仇敌的公义审判；他还说加尔文甚至呼唤魔鬼，并咒诅自己的学业与写作（“Il mourut invoquant les diables … . Même il maudissait l’heure qu’il avait jamais étudié et écrit.”）。但他没有提供任何活人或死人的权威见证。
奥丹（Audin，《加尔文传》，英文译本第632页）又以某些变化与戏剧化润饰重述这项卑劣捏造，声称依据一位不知名学生的见证；该学生据说潜入临终房间，掀开覆在加尔文脸上的黑布，并报告说：
“加尔文是在狂怒与绝望之中死去的；他死于一种极其卑劣、极其可憎的疾病——那正是神所威胁要加在悖逆者和被咒诅之人身上的刑罚；在死前，他先受尽折磨，继而被彻底吞噬消耗。我敢极其真实地为此作证，因为我亲眼在场，看见了他那凄惨而悲剧性的结局与毁灭。——约翰·哈伦纽斯，引自彼得·库岑。”
“Calvinus in desperatione furiens vitam obiit turpissimo et faedissimo morbo quem Deus rebellibus et maledictis comminatus est, prius excruciatus et consumptus, quod ego verissime attestari audeo, qui funestum et tragicum illius exitum et exitium his meis oculis praesens aspexi. Joann. Harennius, apud Pet. Cutzenum!”
令人遗憾的是，一位天主教大主教斯帕尔丁博士（Dr. Spalding）——其宗教改革著作显然并未显示对加尔文或贝萨著作有任何认识——仍转述博尔塞克与奥丹的谣言，并告知美国读者加尔文“简直是个尼禄”，是“污秽与邪恶的怪物！”（见上文§110，第520页。）
然而，加尔文一生的行事与著作、他的遗嘱、以及他临终对日内瓦参议员与牧师们的言语，再加上他的朋友贝萨对其死亡细致入微的记录——贝萨一直陪伴他直到最后时刻——这些本应足以使任何不至于被偏执蒙蔽到无可救药的人，即便再怀疑，也不得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