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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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30日，二十世纪福音派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弗朗西斯·奥古斯特·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1912–1984）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国城（Germantown）。他兼具神学家、哲学家、文化批判家与护教学家的身份，对现代福音派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不仅回应了现代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挑战，同时也塑造了福音派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参与模式。 薛华与妻子共同创立“拉布里”（L’Abri）团契，接待并引导来自各地、带着“诚实问题”的青年在共同生活、研读与对话中重新思考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与整全性。薛华强调每个人都有前设，世俗世界观在真理、道德与意义上终会暴露矛盾；他以“掀开屋顶”形容护教：温柔揭示人用以遮蔽矛盾的遮盖，引导人看见唯有圣经所启示、在基督里显明的神，能为理性与现实提供一致根基。他的著作与信息（如《那位存在的神》《逃离理性》《祂在那里，并且不沉默》《前车可鉴》）批判启蒙以来把“神—启示—客观真理”逐出公共生活所带来的相对主义与虚无；70—80年代他也呼吁基督徒在公共议题上为真理与道德根基作见证，反对神权政治与基督教国家主义，同时警惕教会把文化参与变成文化战争、把护教降格为观念批评而偏离“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中心。今天我们仍当记得：基督徒不可忽视文化参与，但次序不可颠倒——教会最重要的见证仍是宣讲圣道、施行圣礼、建立门徒、牧养群羊；当世界的“屋顶”塌陷时，先回到福音，因为基督不是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拯救罪人的主。“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耶和华在祂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诗11:3-4）
薛华早年在汉普顿—希德尼学院就读，并于1935年以优等（magna cum laude）毕业。同年与一位内地会在华宣教士的女儿，伊迪丝·塞维尔（Edith Seville）结婚。随后秋季，他进入刚成立不久的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曾受改革宗护教学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等人影响；并在1937年前后转至信心神学院（Faith Theological Seminary），于1938年毕业并成为“圣经长老会”（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最早一批、且常被称为“第一位毕业并按立”的牧师之一，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密苏里州牧会。
1948年，薛华与家人迁居瑞士，并在1955年与妻子伊迪丝（Edith Schaeffer）共同创立“拉布里”（L’Abri，意为“避难所/庇护所”）团契。拉布里不仅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式的接待与团契生活，也是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思想交流之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在信仰与理性、人生意义与道德基础上困惑的年轻人，在那里被欢迎提出“诚实的问题”，并在共同生活、研读、对话与祷告中，被引导重新思考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与整全性。拉布里后来扩展到多个国家与地区，成为20世纪福音派知识分子与寻道者重要的属灵地标之一。
在护教学方法上，薛华深受范泰尔、杜耶韦德（Herman Dooyeweerd）以及艺术史家鲁克马克（Hans Rookmaaker）等人的影响。他强调：每个人都带着一套“前设”（presuppositions）理解世界；而许多非基督教世界观若坚持到底，在“真理、道德与意义”的根基上会显出内在张力甚至自我矛盾。薛华常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描述传福音与护教的切入点——“掀开屋顶”（Taking the roof off）：把人用来遮蔽矛盾的“屋顶”温柔地移开，使其不得不直面自己世界观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从而更清楚地看见：唯有圣经所启示、又在基督里显明的神，才能为理性与现实、道德与人性、意义与盼望提供一致而连贯的基础。
薛华的文化批判与世界观信息，集中呈现在一系列著作与讲座中，例如《那位存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逃离理性》（Escape from Reason）、《祂在那里，并且不沉默》（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以及更广为人知的文化史反思作品《前车可鉴》（How Should We Then Live?）。他特别指出：当西方文化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步把“神—启示—客观真理”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社会就会在相对主义、世俗人文主义与虚无感中加速滑落；而教会若只把信仰缩减为“个人私域的宗教安慰”，就无法回应时代的根本问题。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薛华也成为推动福音派公共参与的重要声音之一，尤其聚焦于堕胎与世俗人文主义议题。他在1981年的《基督徒宣言》（A Christian Manifesto）中呼吁基督徒拒绝神权政治和基督教国家主义，却也要在多元主义与价值解构的公共场域中，为真理与道德根基作见证；这些言论与行动影响了后来的部分社会运动与所谓“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的形成过程。
今日教会反思：
薛华在上个世纪的贡献是巨大，这也留给今日教会反思和学习。首先，文化参与本身并非错误，但若把“文化使命”误读为“文化战争”，甚至让教会的身份被政治立场吞没，就会把福音使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其次，护教学若只停留在思想拆解与文化批评，却没有把人带到“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福音中心，也容易把人从“归向基督”转为“欣赏一套更完整的世界观”。第三，薛华对时代的诊断仍然锋利：当后现代相对主义与道德解构加剧时，教会更需要以圣经真理回答“现实到底是什么、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盼望到底从何而来”。但这一切的落点，应当回到教会被托付的核心使命：按着神的道传扬福音、施行圣礼、建立门徒、牧养群羊，使人真正在基督里得生命。
薛华著有《前车可鉴》，藉着历史回顾帮助我们如何面对时代。改革宗传统给出的答案从不新奇，却永远切中要害：回归圣经，持守福音，在基督里建造教会，并在各领域活出“以神为中心”的见证——不是用政治热情代替属灵敬虔，也不是用文化焦虑取代十字架的盼望。
“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耶和华在祂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诗11:3-4）
这提醒我们，当你看见世界的“屋顶”一层层塌陷——价值混乱、道德漂移、意义真空——先不要急着愤怒或恐慌；先回到福音：基督不是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拯救罪人的主。教会和基督徒当然应该面对并参与文化问题，但次序不能倒：教会最重要的“公共见证”，仍是忠心宣讲圣道、圣徒被真理更新、爱在群体中被活出来。和不信者对话时，既要诚实指出矛盾，也要记得：拆屋顶的目的，是把人领到基督的怜悯与真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