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中的陷阱
推荐一位美国牧师发给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大卫·沃恩（David Vaughn）牧师曾是我们的姊妹教会Heritage Reformed Baptist Church的牧师，目前是法国的宣教士。
沃恩牧师（Pastor Vaughn）以书信的形式，向年轻一代传道人倾吐了他的肺腑之言。他怀着牧者的深情与敏锐的属灵洞察力，直指当代讲台最易被忽略、却也最致命的软肋：我们是否真正让神的道扎根在听众的生命中。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绝非反对释经式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而是发出一次深切的归正呼召，要求讲道人重新校准讲道的终极目标——即让真理在圣徒的灵魂里产生改变生命的属灵果效。对于每一位渴望忠于召命、以牧者心肠牧养群羊的同工来说，这都是一篇值得反复研读、自省与祈祷的良言。我在深受触动之余，特将此文译成中文，热切地推荐给各位主内同道。
亲爱的杰伊：
在我们谈到讲道中的“应用”之后，我想把这些年来我在这个题目上的一些思考整理出来发给你。我也想提醒你：当你训练别人讲道时，有一些常见的陷阱需要特别留意。我之所以对这些坑这么熟，不是因为我天生聪明，而是因为我自己在里面困得太久。多年下来，这件事带给我很多自省，也带来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
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太常听见一句话——甚至在一些很好的讲道学书里也如此——“经文推动讲章”（the text drives the sermon）。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而且，正因为它只是一半，才会变成一种潜在危险的“半真半假”。
我见过一个讲道人，极其专注于把经文释讲清楚（而且他确实讲得很出色），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也不在乎：房间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他还没讲完之前就离场了。原因很简单：他讲得太久，而会议最后一餐必须配合当地火车时刻表准时开饭。一种错误的“只盯着经文与解释”的专注，会让我们对经文原本要服事的人群变得麻木。
一个讲道人若站上讲台，却在一周的准备讲章时间里把 90% 都用来钻研经文本身，那么他其实还没有充分认识：讲道到底是什么。在《一路书信》（Letters Along the Way）里，唐·卡森（D. A. Carson）和约翰·伍德布里奇（John Woodbridge）这样说：
许多所谓“福音派的释经讲道”之所以既无聊又不切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讲道人把极不成比例的大量预备时间花在释经和大纲上，却很少花时间去思考——神的话要怎样刺伤人、又怎样医治人（借用何西阿书的语言）。
所以，讲道是关乎人的。讲道是关乎神要对人说什么——对他们的生命、处境、罪、盼望与责任说什么。讲章所选的经文，就是神要对人说的话。因此，经文之于讲章，好比食谱之于一道菜。
一个好厨师绝不会只盯着食谱，以至于不肯停下来意识到：这道菜根本不是客人需要、也不会欣赏的食物。她从一开始就会把客人放在心上。毕竟，好厨师的目标不只是“照食谱做出一道菜”，而是要让人吃饱，也让人享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推动讲章。人是神把信息写在经文中的原因。经文带领讲道人找到：神的百姓此刻需要从神那里听见什么。但经文只是手段；目标是人——把他们带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光照他们、改变他们、帮助他们、安慰他们、纠正他们、训练他们学习敬拜并事奉神。
这类“以人为导向”的讲道，并不是人本主义；相反，它出自一种以神为中心、以爱为动力的牧者关怀。反倒是“只以经文为导向”的讲道，有时可能只是出自讲道人对“讲道本身”、对释经、或对神学研究的热爱。医生也可能对治疗方案本身非常着迷；但好医生真正关心的，不是“治疗方案”，而是那些因痛苦而需要被医治的人。同样，真正的讲道是关乎人的——是神借着真理对人的生命要成就什么。
这就带出第二个相关想法。我们常被告知：预备讲章的关键，是找到经文的“中心思想”（main idea）。把这当作关键，并不是一种以人为导向的角度，也不会产生好的讲道；它常常只会产生一种讲道：思想很多，应用很少。
预备讲章真正的关键，不是找到经文的中心思想，而是找到经文的中心目标（main goal）。不是只问：“这段经文主要在说什么？”而是要问：
“这段经文主要打算对人做什么？”
“它主要要在人的生命里产生什么果效？”
“它要推动人去相信什么、去拒绝什么、去悔改什么、去顺服什么、去成为什么？”
这才是应用。
艾瑟尔伯特·皮尔森（A. T. Pearson）在《讲道的神圣艺术》（The Divine Art of Preaching）里这样说：
讲台宣讲有三个要素，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主导：第一，经文；第二，主题或题旨；第三，所要达到的对象或目的。若经文作主导，结果就成了释经或注释；若主题作主导，就成了论文或演讲；若那“要达成的目的”一直被摆在眼前，并且支配各部分的安排、表达与传递，我们才真正得着一篇讲章。
我知道，说“圣经经文并不支配讲章”这句话很容易激怒人。既然我已经把人惹动了，我现在要用一种不那么挑衅、也更准确的方式来讲：当经文被正确解释时，经文确实支配讲章。因为在正确解释之下，每一段经文的核心，不只是一个要被人理解的“启示真理”，更是一个神定意要借着这真理在人的生命里成就的“目标”。
霍巴特（Hobart）这样说：“若不以在人身上产生结果作为自己解释的最终目的，就没有人能作出好的解释。”他是对的：如果我们仍然只把经文看成“中心思想”，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把经文解释到位。我们对经文直接对话的对象——那些被它指向、被它责备、被它安慰、被它呼召的人——想得还不够。当我们真正把他们想得够多时，我们就会看见：这段经文必须在他们生命里产生怎样的果效。
你在几篇文章里对这一点已经有很长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你在书评里批评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两种世界之间》（Between Two Worlds）时所说的话（你的批评是否完全站得住脚，我暂且不论；我在意的是你抓住的那个要点）。你写道：
斯托得和许多讲道学作者一样，强调需要一个中心主题，或他更喜欢称之为“主导思想”。但这样做，他就延续了长期困扰讲道的问题：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谈论一个主题”，而不是“对人谈论神与他们自己”。相反，如果他能谈谈经文段落的目的，会更有帮助。讲道经段应当被选择，因为它们是“目的单位”；圣灵赐下某段经文的目的，也应当成为它在讲道中被使用的目的。讲道人需要问：“圣灵打算借着这段经文对读者做什么？”然后在讲道时，催促会众去相信、去不信，或去做圣灵所愿意的任何事。
如果你去看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讲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讲章里“应用”的部分（通常在讲解之后）往往比“讲解”部分更长。《约拿单·爱德华兹回忆录》（Memoirs of Jonathan Edwards）的编辑这样描述他：
他通常在讲章的应用中最用力，以一种特别直白的方式对听众的良心说话，把讲论主体里所有重要的观念一一提出来，细致地应用在他们身上，并借着对责任与危险的具体解释，把这些观念分别归到不同性情与不同处境的人身上。最后，他以一种庄重、恳切、令人印象深刻的呼吁，触及我们本性里每一种感受与行动的原则。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被这样评价：他通常是在讲章的应用上最用力？我担心，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到底把讲道想成什么”这件事上，爱德华兹与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世界。
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能像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那样说出自己的讲道观？——“应用一开始，讲章才开始。”
我的第三个想法是：许多恳切、敬虔、福音派的讲道人，可能对一个事实并不敏感：他们并没有在讲以人为导向的讲章。作为讲道人，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大程度被经文“卷”进去，以至于注意力从神的百姓身上，转移到经文段落的美感、结构、与细枝末节上。又或者，我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讲道的呈现，以至于对“怎么讲出来”比对“讲给谁听”更敏感。我们的自私和罪，是何等蒙蔽人。
因此，我们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意识到：在每周具体的预备讲章工作里，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讲章，而不是神的百姓与神对他们的计划；更关心的是雕琢讲章，而不是改变那些有需要的生命；更关心的是讲出一篇“好讲章”，而不是对听的人受益。
我并不认为这种粗鄙的骄傲与自私，会成为一个真正敬虔讲道人心里唯一的驱动力；但它确实可能悄悄进来，取得过多主导，而我们并不完全察觉。我们会反驳并自我辩护。毕竟，我们会在心里这样推理：“我们的每一篇讲章不都包含好几个应用吗？”当然是。但即便讲章里包含应用，这个“应用层面”也可能只是后贴上去的附加品，而不是讲道人在那篇讲章里真正的驱动力——不是他内心最深的关切、不是他最用力的方向。
在一篇让我又想笑、又刺痛的文章里（刊于《牧会实践期刊》Journal of Pastoral Practice），罗恩·泰勒（Ron Taylor）用他早年讲道的经历，给了一个夸张却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讲完一篇显然也包含不少应用的讲章之后，回家路上与妻子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作为神学生高年级，在一个乡村教会用腓立比书2:1-11讲了一篇道。像大多数神学生一样，回家路上我就问妻子：“你觉得这篇讲章怎么样？”我尽可能谦卑地靠在座位上，准备接受我那崇拜我的妻子的称赞；我很满足，因为我觉得自己讲得不错：我对希腊文语法作了几条很敏锐的评论，还彻底驳倒了几种古代异端——会众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我妻子坦率的回应，刺得人很疼：“你的讲道确实很正统。”我哼了一声表示同意。“信息量很大，也很有学术性。”我满意地笑了。“但是，”她说，“我整篇听下来忍不住一直在想：那又怎样？”
当时我很不爽，但后来我从妻子坐在会众席的角度，逐渐看见这句话的洞见：讲道人必须带着真实的牧者关怀，把圣经切切实实地压到人的具体处境里。直觉上，泰勒可怜的妻子比她丈夫更敏感地体会到约翰·布罗德斯（John Broadus，十九世纪著名的讲道学教授，美南神学院的创校教授和第二任校长--译者注）所表达的这句话：“因此，讲章中的应用并不只是讨论的附属品，或一个从属部分；它乃是要做成的主要之事。”
最后一个想法，是关于我们需要读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题目上认真思考并投入注意力。
杰伊·亚当斯的著作《以目的为导向的讲道》（Preaching with Purpose）里有几章非常关键，适合所有渴望以“应用性、以人为导向”的方式讲道的人。在这本书中，他用一贯清晰的方式指出：讲道人是在“宣讲”圣经；牧者式的讲道人，是从圣经出发“谈论会众”。关键在于：如果一个讲道人在讲道中很难把应用讲出来，那往往不是因为他“表达技巧不足”，而是因为他其实还没有真正开始讲道。他在“构造讲章”，在“拆解经文”。我们应当像躲瘟疫一样躲开那种说法与作法：像英文老师那样做文学分析，而不是像先知那样奉神差遣；谈论一段经文，而不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在神面前面对人的灵魂来处理人。
归根到底，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爱。爱使讲道人心里渴望神百姓真正且永恒的益处；爱使我们看见讲道是神所设立的方式，为要把听众迫切需要的益处带给他们。讲道是敬虔之爱的一个功能，而爱恰恰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地方。
亚当斯的那篇《要讲道，不要“构造讲章”》（“Preach, Don’t Construct Sermons”）的文章，确实触及了这个题目。但若要更完整，就得读他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讲道》（Preaching with Purpose）。
你是否读过约翰·卡里克（John Carrick，一位英国改革宗牧师--译者注）的《讲道的必要性》（The Imperative of Preaching）？它会让你看见：过去那些被神大大使用的讲道人，如何把这里所强调的落实出来。像这样的书，把原则具体呈现出来、让人看见它如何运作，是非常关键的。卡里克给出了很有冲击力的例子，包括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撒母耳·戴维斯（Samuel Davies）、阿萨赫尔·内特尔顿（Asahel Nettleton），以及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医生等人。
读完卡里克之后，也许你可以再读一遍爱德华兹、内特尔顿、司布真，或钟马田的一些讲章。读的时候，特别留意：他们的讲道有多“以人为导向”。他们真的是在人的处境上与人对接，而不只是在人前发表一篇讲论。也特别留意：他们如何在听众生命里“要做成某件事”。你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带着非常明确、非常刻意的使命感——他们想在听众生命里达成某个具体目标，而且他们必须成功。
愿那位大牧人把我们带进祂的心肠里，使我们与祂对羊群、也对众人的怜悯同感一灵。
在基督里问安，
大卫·沃恩（David Vaug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