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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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11月4日，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威尔士公理会牧师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1750-1813年）的倡导下在英国成立。伦敦传道会的创立主要受到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等人所带来的福音复兴运动的影响，以及威廉·克理海外宣教的推动。伦敦传道会以改革宗神学为基础，在成立之初便采取了跨宗派合作的方式，其成员包括公理会、长老会和浸信会等不同宗派改革宗神学为主的信徒。该会在创立初期主要面向南太平洋、大洋洲和非洲地区派遣宣教士，逐步扩展到亚洲等地。这也是早期对中国宣教影响最大的一个差会。
18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剧烈变革，许多教会领袖和基督徒意识到，有必要把福音带到未被福音触及的地区。此时，浸信会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其影响深远的《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徒归信》（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一书中强调基督徒对宣教的责任，这进一步推动了对海外宣教的兴趣和行动。伦敦传道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世纪初，伦敦传道会开始将其宣教工作扩展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清朝统治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来访持保守和戒备态度。然而，伦敦传道会依然设法在中国建立宣教点，并在困境中开展其工作。
在伦敦传道会派往中国的宣教士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最为著名的先驱。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位长期在华开展福音事工的更正教宣教士。马礼逊克服了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挑战，致力于《圣经》的翻译工作，最终完成了中文《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翻译。此外，他还编撰了《华英字典》，极大地促进了中英文化和语言交流。
伦敦传道会在中国的宣教活动逐渐扩展至沿海地区和内地。然而，由于清政府对基督教宣教活动的严格管控，早期宣教士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抵触、语言困难和政治限制。尽管如此，伦敦传道会及其宣教士坚持不懈，通过开设学校、医院和印刷所，提升了基督教在华人社会中的认知度。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开放了通商口岸，这使宣教士的活动更加便利，福音的传播逐渐向内陆扩展。
伦敦传道会的宣教士不仅传扬福音，还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医学、教育和文化知识。他们开办了多所教会学校，推动了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西方科学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例如，伦敦传道会派到中国的著名的宣教士还有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伯驾（Peter Parker，1804-88），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88），路博施（Fred C. Roberts，1862-1894），理雅各（James Legge，1815-97），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1902-45），贝实德（Ernest Cromwell Peake，1874-1950）等。
伦敦传道会自1795年创立以来，扮演了全球宣教运动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中国的宣教事工中，伦敦传道会以其坚持和奉献，克服了重重困难，推动了福音的传播，并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不仅是福音传播史上的重要一页，也为中西文化交流铺平了道路。
图1，早期宣教士赴海外宣教多乘坐的帆船。
图2，二十世纪早期宣道会议的参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