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改革宗浸信会 Atlanta Reformed
Baptist Church
教会历史上今天 · 2026-01-05

1月5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1月5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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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1月5日,乔治·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与威尔士一批加尔文主义循道会领袖,在威尔士的沃特福德(Watford)召开会议,成立了首个循道会联会(Methodist Association)。这次聚集,标志着加尔文主义循道会开始从松散的复兴团契,走向有组织的教会联合;同时,它也成为英国属灵“大觉醒”(Great Awakening)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加尔文主义循道会传统,后来逐渐发展为独立宗派,并在二十世纪定名为“威尔士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les, PCW)。这个运动根植于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传统,强调神的主权、人的全然败坏与福音的恩典,同时也见证了怀特菲与卫斯理因救恩观分歧而产生的张力,以及在主里仍彼此尊重的美好榜样。二十世纪以来,该宗派在自由主义和世俗文化压力下,在性别与婚姻伦理等议题上逐步改变立场,也提醒我们:若离开圣经权威与改革宗信仰根基,再强盛的宗派也会走向软弱。对今日教会而言,这段历史呼召我们既要渴望复兴,更要重视扎实的真理教导,在核心福音上坚定不退,同时以爱心对待在基要真理上与我们同信的肢体。

 

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些“循道会”团体最初并不是独立宗派,而是英国圣公会内部的一场属灵复兴运动。乔治·怀特菲和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是这场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重视重生、悔改和圣洁生活,却在救恩观上走向不同的道路:卫斯理倾向亚米念主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与普遍的得救可能;而怀特菲则坚持加尔文主义,强调神在拣选与救恩上的绝对主权与预定。这种分歧在威尔士尤为凸显,逐渐催生出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具有独特身份的“加尔文主义循道会”。

 

威尔士的属灵传统本身就深受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影响。十八世纪的复兴领袖,如丹尼尔·罗兰(Daniel Rowland)和豪厄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都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透过热切的讲道、大型聚会、祷告会和严肃的圣经研读,推动威尔士各地的属灵复兴。怀特菲与这些威尔士复兴领袖之间的团契与合作,使得复兴运动的力量倍增。他们共同强调:人因罪全然败坏,需要神主权的恩典;救恩在基督里完全出于神的主权与拣选。

 

1743年1月5日成立的联会,旨在协调各地复兴聚会和事工,在教导上保持加尔文主义神学的统一与纯正,以及推动威尔士与英国各地的福音传扬。这次会议为威尔士加尔文主义循道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使复兴不只停留在零散的热情和短期的运动,而是逐步具备了长远牧养与教会治理的架构。这也帮助威尔士的复兴影响力扩展至英格兰其他地区。

 

怀特菲与卫斯理最初在牛津大学的“圣洁俱乐部”(Holy Club)相识,同心追求严谨的属灵操练,强调悔改、重生与圣洁生活。他们一度被视为英国复兴运动的“双领袖”。然而在救恩论上,二人逐渐显出不可调和的差异。怀特菲坚持预定论,认为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拣选和恩典,而卫斯理强调所有人都真实有机会接受救恩,更侧重人的回应责任。

 

1739年至1741年间,这些分歧透过书信往来和公开讲道逐步浮上台面,甚至在双方的追随者中引发了明显的对立。尽管如此,二人在晚年仍修复了个人关系:怀特菲公开肯定卫斯理的属灵影响,卫斯理也高度评价怀特菲的事奉,并在怀特菲去世后为他撰写悼文,称他是“真正为基督燃烧的灵魂”。在教义上,他们无法合一;在主里面的人际关系上,仍努力彼此尊重,这也成为教会历史中颇具启发的一幕。

 

1743年之后,威尔士的加尔文主义循道会逐渐从复兴团契发展为更稳定、成熟的教会体系:1811年,他们开始自行按立牧师,这在事实上标志着与英国圣公会分道扬镳,并逐步形成独立的教会结构,通常被称为“威尔士循道会”(Welsh Calvinistic Methodists);1823年,该群体发表《威尔士信仰告白》(Confession of Faith),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清楚强调神的主权、拣选与预定,从而巩固其改革宗神学立场;1928年,宗派正式更名为“威尔士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Wales, PCW),成为当时威尔士境内第三大基督教派别,以讲道和祷告为事工中心,重视社区服事与社会公义,在制度上采长老制,在信仰传统上则延续了许多改革宗的核心要素。

 

和许多西方历史宗派类似,自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威尔士长老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主义神学与世俗文化的冲击。例如:1978:按立首位女性牧师;2013:允许地方教会自行决定是否为同性结合举行祝福仪式。这些发展反映了宗派内部在圣经权威、性别角色、婚姻伦理等议题上的重大张力,也显示出改革宗传统在当代西方文化压力之下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通过威尔士移民,加尔文主义循道会的影响力扩展到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在这些地区,它多半与当地长老会合作或融合,而不是另立完全独立的宗派。尽管名称不同,但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与复兴传统,借着讲台、诗歌与属灵写作,继续影响广泛的福音派与改革宗教会。

 

今日教会反思

  1. 复兴需要真理的根基。
    威尔士的复兴不是靠气氛、活动或人的热情,而是扎根在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的圣经教义之上。真正持久的复兴,总是把人带回神的主权、人的败坏、基督的十架和圣灵重生的大工。今天的教会若渴望复兴,就不能轻看教义和讲台,只追求感觉与“热闹”。
  2. 神学立场会塑造教会的路向。
    怀特菲与卫斯理在救恩观上的不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教会传统与属灵风格;而威尔士长老会在二十世纪走向自由主义,也和其对圣经权威与伦理教导的态度转变密切相关。对我们来说,如何看待圣经、如何理解神的主权与恩典,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决定教会未来几十年走向的关键。
  3. 在真理上坚定,在爱心里温柔。
    怀特菲和卫斯理在关键教义上最终无法一致,却仍努力在主里彼此尊重。改革宗信徒应当在核心福音真理上坚定不退,却也当学习敬重那些在基要信仰上与我们同心、但在次要教义上与我们有所不同的弟兄姊妹。
  4. 历史提醒我们:宗派也会衰败,惟有基督的教会长存。
    威尔士加尔文主义循道会从火热复兴走到部分自由化,这对今日的我们是严肃的警戒:一个宗派可以从坚守真道慢慢滑向妥协;一个地方教会也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内偏离福音。惟有不断回到圣经、回到十字架、回到“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的根基,教会才不至失去起初所领受的托付。

愿主借着1743年1月5日这段历史,再次提醒我们:福音的复兴,永远是神恩典的工作;教会的忠心,则是在每一代人身上,需要不断被更新与保守的呼召。

 

1743 年首届循道会联会艺术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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