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教会历史上今天
声明：以下内容由亚特兰大改革宗浸信会编辑提供，转发请保留出处。
1528年1月4日，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法令，宣布重洗派（Anabaptists）为非法，要求地方政府审判、驱逐甚至处决其成员，这一举动显示出在改教初期，教会与国家仍紧密结盟，用强制手段对付被视为异端的团体。重洗派出自苏黎世的激进改革者之中，最初以康拉德·格列伯和费利克斯·曼兹为代表，强调信徒洗礼、教会与国家分离、圣洁简朴的生活和（在某些群体中）强烈的末世期待，对国教制度和婴儿洗礼发出尖锐批评。然而，重洗派内部差异巨大，从较为稳健的信徒教会传统，到高举“灵感”的激进派，再到否认三一神论的 “唯理派”的激进改革，都曾以“重洗派”或“激进改教”的名义出现。斐迪南的法令加剧了他们的受逼迫，费利克斯·曼兹于1527年被溺死。从长远看，重洗派对良心自由、反对国教制和强调信徒教会的呼声，促成了宗教自由思想的萌芽，但其激进分离主义、过度强调自由意志、弱化圣礼作为蒙恩之道，以及绝对和平主义等，在改革宗神学的衡量下，都属于严重偏差，需要被分辨和规正。这段历史一方面提醒我们，真理不能靠政权的刀剑来维护，教会与国家纠缠不清，往往同时伤害了真理和人的良心；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单凭反体制的热情、缺乏扎实的圣经与系统神学根基，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今天的教会，一方面要拒绝用权力压迫“异己”，另一方面也要在神的话语里稳固根基，不盲从任何看似“属灵”却偏离圣经全备教导的激进潮流，惟独仰望那位藉真道和圣灵建立祂教会的基督。
斐迪南一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弟弟，当时已掌管奥地利，并陆续成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统治者。他对重洗派在德语区和阿尔卑斯地区迅速扩散深感忧虑。原因不只是神学争议：在他看来，重洗派的教导既冲击了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权威，也动摇了既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特别是他们关于“信徒洗礼”“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某些群体实行“共同财产”的实践，在当时君主制与国教制的结构下，被视为极具颠覆性的思想。
这道1528年的法令，将重洗派明确定性为非法宗教运动。斐迪南要求各地官员一旦发现重洗派聚会或施行“再洗礼”，就必须进行审讯、驱逐，甚至处以死刑。这种做法反映了改教初期仍深受中世纪思维影响的现实：无论是天主教阵营，还是许多早期的更正教诸侯，都普遍认同教会与政权紧密合作，用国家权力镇压被视为“异端”的团体。在这种格局之下，重洗派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一事件也从反面提醒我们：日后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是在漫长而血腥的历史现实中逐步孕育出来的。
重洗派的兴起，必须放在16世纪改教运动的更大背景下来看。它最早出现在苏黎世，以一批比慈运理更激进的改革者为代表。1525年，康拉德·格列伯（Conrad Grebel）和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第一次为一位成年信徒施洗，认为这才是符合圣经的“信徒洗礼”；这被视为重洗派运动正式成形的起点。他们批评路德和慈运理在教会与国家关系、婴儿洗礼等问题上“改革不彻底”，主张更深一层的属灵更新和教会纯净。
重洗派的核心神学思想大致可以这样概括。第一，他们坚决反对婴儿洗礼，认为洗礼必须是已经悔改信主、能够自觉认信的人所作出的公开信仰宣告；因此，婴儿洗礼缺乏清楚的圣经依据。第二，他们强调教会应由重生得救的信徒组成，主张教会与国家分离，拒绝国家干预教会事务，也拒绝用政治身份（如“国民即教会成员”）来界定谁是基督徒。第三，许多重洗派群体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基督徒参与暴力和军事服役，认为门徒应照着《登山宝训》的教导，爱仇敌、追求和平。第四，他们推崇简朴、敬虔的生活方式，强调个人顺服基督、追求圣洁，反对教会礼仪的形式化、世俗化。第五，在末世论上，一些群体带着强烈的迫切感，相信基督再来近在眼前，因此带着极大的热情，期待一个属灵更新的“新社会”临到。
然而，“重洗派”并不是一个单一、整齐划一的阵营，而是一个内部差异极大、常常互不相容的光谱。大致而言，可以分成几类倾向。其一是较为“传统”的重洗派，例如康拉德·格列伯、巴尔塔萨·胡拜尔（Balthasar Hubmaier）等，他们集中强调信徒洗礼、教会独立、圣洁生活，在政治和社会议题上相对谨慎。其二是所谓“灵感派”，他们强调圣灵直接启示的重要性，有时把个人的“即时启示”放在极高的位置，甚至高于已成文的圣经。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和梅尔基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常被视为这一脉络中的激进人物，部分后来更与农民起义、末世狂热等现象纠缠在一起。其三是在更广泛的“激进改革”光谱中，还有一些“唯理派”的人物，例如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以及后来形成的苏西尼派，他们重视理性批判传统教义，否定三一论和基督的神性，与重洗派一样反对婴儿洗礼和国教制度，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重洗派本身，只能说是同属当时“激进改革”的一翼。
斐迪南一世的法令，使得原本就备受怀疑的重洗派处境愈发危险。许多信徒因着信徒洗礼的立场、拒绝宣誓效忠或服兵役，而被捕、受刑，甚至殉道。费利克斯·曼兹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他因坚持信徒洗礼，于1527年被苏黎世当局以溺死的方式处决——讽刺的是，他们说这是“以他所喜爱的方式受洗”。曼兹的死成为重洗派遭受迫害的象征，也揭露出当时连许多更正教城市，在处理“异己”时仍然沿用中世纪的强制手段。
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重洗派的非暴力理念、对良心自由的强调和对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坚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宗教自由的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源。然而，若从改革宗神学的立场来评估，他们的思路中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偏差和危险。一方面，一些重洗派群体走向激进的分离主义，几乎完全否认政府的合法权柄，这与圣经关于尊重“在上有权柄”的教导（罗13:1–7）并不相符。另一方面，许多重洗派在救恩论上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淡化神在拣选和重生中的主权，不符合“唯独恩典”的福音核心。此外，有的团体把洗礼和圣餐仅仅看作人的象征性动作，忽略了圣礼作为神所设立的“蒙恩之道”的深层属灵意义。再者，绝对化的和平主义立场，在一些情况下忽略了圣经中对于政府使用公义之剑维持秩序、惩治作恶之人的教导。
总的来说，重洗派运动把16世纪改教时期的复杂张力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它揭示了当时教会与国家高度捆绑所带来的暴力与压迫；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当人一味“反体制”、却缺乏系统神学根基时，很容易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向极端。尽管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其中的神学错谬，但他们对信徒洗礼、教会圣洁和良心自由的坚持，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世教会对这些议题的深刻反思。
今日教会应用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当警惕：教会绝不可倚靠政权的刀剑来维护真理，更不可用强权压制人的良心；福音只能靠神的道与圣灵的工作来传播。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在反思历史错误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一切权柄和制度都必然邪恶，而是要在圣经的光照下，既顺服神所设立的在上掌权者，又坚持教会在真理上的独立见证。作为改革宗信徒，我们在坚持“唯独恩典、唯独基督”的福音时，也当谨慎地学习分辨：哪些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属灵争战经验，哪些是需要避免和悔改的历史歧路，好叫今日的教会在真理中更谦卑、更清醒地跟随基督。
1529年有350名重洗派信徒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