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教会历史上今天：慈运理及瑞士改教运动
声明：以下内容由亚特兰大改革宗浸信会编辑提供，转发请保留出处。
1519年1月1日，乌里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正式就任瑞士苏黎世大教堂（Grossmünster）的牧师（当时称为“市民牧师”）。这一天不仅是他35岁的生日，更标志着瑞士改教运动的正式开端，从此苏黎世成为瑞士改教的核心城市。慈运理虽与马丁·路德同为改教运动的巨人，却没有简单地追随路德，而是在瑞士开出一条独特的改革之路，对后来改革宗（Reformed）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慈运理借着人文主义的扎实训练和对圣经原文的深入研读，看见罗马教会在圣人崇拜、赎罪券、独身制等教义与礼仪上已偏离圣经，因此在苏黎世推行以释经式讲道取代传统“经课选读”，高举圣经为信仰与实践的最高权威，同时清除偶像、简化礼仪，并与城市议会配合，实行“官府推动型改教”。他在《六十七条》中系统阐明改教纲领，又在圣餐教义上主张纪念说，与路德所坚持的“真实临在说”形成强烈张力，这场争论后来经由欧科拉伯修正，由布策、加尔文等人的深化，逐渐发展为更成熟的“属灵同在说”。虽然慈运理在1531年第二次卡佩尔战役中阵亡，瑞士在政治上也未能完全统一于更正教，他在坚持圣经权威、倡导敬拜简朴、强调讲台中心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却深刻影响了布林格、加尔文以及整个改革宗教会。今日教会在新年回顾这段历史，再次被提醒：真正的更新不在于换上新的包装或制度，而在于让神的话重新居于首位，以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为根基，在敬拜与生活中忠心活出改革宗信仰的核心。
慈运理在苏黎世上任后，很快实行了一项极具突破性的改革：他不再按照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主日“经课选读表”（lectionary）来讲道，而是从《马太福音》开始，逐章逐节的释经式讲道（Lectio continua），把讲道的中心从传统礼仪与节期，转回到有次序、系统的神话语上。这种作法不仅挑战了当时教会长期形成的讲道传统，更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关键原则：圣经，而非教会的传统和权威结构，才是教会信仰与实践的最高准则。随着这一讲道改革，他进一步推动清除教堂中的宗教偶像、简化礼仪、废除以弥撒为中心的礼拜形式，鼓励信徒直接接触并聆听神话语，而不是只依赖神职人员的代劳与教会习俗。
慈运理生于1484年1月1日，地点在靠近圣加仑的维尔德豪斯（Wildhaus），出身农家，但家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力。青年时期，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受教育，深受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影响，系统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并接触到希伯来文，为将来直接查考圣经原文打下了坚实基础。
1506年，慈运理被按立为格拉鲁斯（Glarus）的神父，并在当地牧会约十年。此后他转到著名朝圣地伊因西德伦（Einsiedeln）修道院担任神父。正是在伊因西德伦，他一方面亲眼看见朝圣、赎罪、敬拜圣物等各种迷信实践如何被商业化、制度化，削弱了人对基督福音的单纯信靠；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伊拉斯谟（Erasmus）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不断研读后者编辑的《新约圣经》希腊文本。通过直接阅读圣经原文，他愈发意识到罗马教会的许多教义和礼仪——例如圣人崇拜、赎罪券、神职人员独身制等——都难以在圣经中找到坚实根据，这成为他后来改革的思想基础。
慈运理的改革带有鲜明的社会与政治色彩，并不是只停留在教会内部的教义更新。作为苏黎世的“市民牧师”，他认为在当时城邦体制下，教会与政府应当协同工作，由城议会根据圣经原则来推动公共领域的改革，这就是典型的“官府推动型改教”（magisterial Reformation）的政教合作模式。1523年，他在苏黎世举行公开辩论，提出著名的《六十七条》（Sixty-Seven Articles），集中阐明自己的改教纲领。这些条文围绕福音与教会改革：强调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救恩全然出于恩典、圣经是信仰与实践的最高权威，明确反对圣人崇拜、赎罪券，以及强制性的修道生活和独身制等。辩论后，苏黎世城议会站在慈运理一边，正式决定按圣经标准推进改革，使苏黎世公开转向福音信仰，并为巴塞尔、伯尔尼等其他瑞士城市的改教铺路，逐渐形成以瑞士为中心的改革宗传统雏形。
在教义层面，慈运理强调按照圣经的“字面—历史”意义来解释经文，反对中世纪盛行的那种层层堆叠、过度寓意化的解经方式。他在圣餐神学上的立场尤为人所注目：他主张主餐乃是对基督一次成就之救赎工作的纪念，是信徒借着信心记念基督、从而领受属灵益处的途径；饼和杯本身并不会在实体或物质层面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一立场后来常被称为“纪念说”）。与之相对，路德坚持“真实临在”的圣餐观，认为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在饼杯之中真实地同在。两人在圣餐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议上公开爆发，使双方始终未能在主餐教义上达成合一。若从改教史后来的发展回望，可以说慈运理与路德在圣餐礼上的理解都各有侧重，也有偏颇；这一张力后来在欧科拉伯（Johannes Oecolampadius）的影响下，经由马丁·布策和约翰·加尔文等人的神学反思，逐渐发展出更为平衡、也更符合圣经整体见证的“属灵同在说”主餐观。
然而，瑞士各州对改教的响应并不一致。中部若干天主教州强烈反对苏黎世及其他城市的改革，长期的紧张关系最终演变成武装冲突。1531年第二次卡佩尔战役（Second War of Kappel）中，天主教诸州趁苏黎世准备不足，突然发动进攻，在兵力与部署上都占据明显优势。慈运理以军中牧师的身份随苏黎世军队一同出征，却在战场上阵亡，遗体被视为异端躯体而遭焚毁。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也意味着瑞士更正教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扩张受到严重挫折；但从教会历史的角度看，慈运理是以自己的生命印证了他所宣讲的福音，在战场上完成了他作为改革者与牧者的见证。
尽管慈运理的改革未能在政治层面统一整个瑞士，他在几个关键方向上的坚持——高举圣经的最高权威、简化礼仪、拒绝圣像崇拜、强调讲道与教导在敬拜中的中心地位——却对后来改革宗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慈运理的思想首先深深影响了“苏黎世的继承者”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并通过布林格的教导与书信广泛传播；同时，他所开启的神学与教会改革路向，也对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在建构其神学体系与教会秩序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加尔文日后走出了自己独特而更为系统化的神学道路，却在许多方面承接并发展了慈运理所开启的路线。从历史脉络来看，可以说：慈运理是瑞士改革宗传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加尔文则在教义系统化与国际影响力上，将这条传统推进到更成熟、更广传的阶段。
今日教会反思
在新年的第一天回顾1519年苏黎世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教会真正的更新，从来不是靠换一套新的包装或制度，而是靠神的话重新回到中心。慈运理的改革，并不是从某个宏大的制度设计起步，而是非常具体地从讲台开始——他把人的话退到一旁，把神的话放在最前面，藉着释经式的讲道，耐心地逐卷逐章讲解圣经。这正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实际操练，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标语。慈运理大刀阔斧地清除偶像、简化礼仪，尽管有些激进的成分，但在敬拜实践上，已经呈现出后来被改革宗系统阐明的“敬拜规范性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的雏形——在敬拜中，只作神在话语中所吩咐的，不凭自己的意思加添神未曾吩咐的。这也提醒今日的教会：敬拜的中心，不在于人的感官体验是否被“满足”，而在于神的真理是否被忠心传讲，神的荣耀是否被高举。
作为改教之后的教会，我们所承接的，不是某一位改教家的“旗号”或“派别”，而是他们共同所高举、所指向的那位救主——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我们所站立的根基，不是人的功德、热心或传统，而是唯独恩典(Sola Gratia)、唯独信心(Sola Fide)；我们最终所追求的，也不是教会自己的影响力或个人的名声，而是唯独神的荣耀(Soli Deo Gloria)。愿主在新年的开始，藉着这些历史见证，激励我们更珍惜主日讲台上的释经讲道，更殷勤地读经、查经，在真理中扎下根来，不以基督和祂的十字架为羞耻，在我们这一代忠心活出改革宗信仰的核心。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直到永远。阿们！
苏黎世改教纪念浮雕
慈运理讲道的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