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教会历史上今天：殉道者王志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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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29日，云南武定苗族牧师王志明牧师（1907-1973）因信仰殉道，终年约66岁。王牧师是在宣教士开荒之后的苗族教会中成长、蒙召、牧会，见证1949年前云南少数民族基督徒的大量增长。新政权成立后，他在“三自”压力下尽可能顺服，却在被要求参与批斗地主与宣教士时，坚决以“给信徒施洗的手不可沾染罪恶”拒绝妥协，随后长期受到逼迫，用生命忠心见证基督。他是那场大灾难后，唯一一位在中国大陆墓地上公开竖立纪念碑的基督徒殉道者。1998年，王志明的雕像被安置于英国西敏大教堂西大门上方，成为十位20世纪基督徒殉道者雕像之一。这些雕像象征着在20世纪这个基督徒殉道人数最多的世纪中，那些因基督之名殉道的人。神在护理中藉逼迫保守祂的教会，使“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同时也让我们反思，当西敏大教堂一方面高举殉道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在当代性伦理与彩虹旗的议题上日益向文化让步时，今日的教会是否仍愿意在真理上站稳，在性、婚姻与权柄等敏感议题上持守圣经的权威，以爱心和勇气一同跟随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1907年，王志明出生于云南武定县，那一年正是西方宣教士在当地开始服事后的第二年。宣教士在武定、洒普山一带向苗族等少数民族传福音，结出丰盛果子。自幼，王志明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后来在基督教学校任教十年，并在地方教会中作传道人。1944年，他被推选为洒普山教会（武定地区）教会委员会主席，成为当地苗族教会的重要领袖。1951年，他在昆明按立为牧师，当时约44岁。到1949年前后，云南少数民族更正教信徒约有13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5%至20%。其中，以武定撒普山为中心的滇中教区是信徒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1949后，外国宣教士先后被迫离境，王志明继续承担当地教会的牧养工作。1950年代，在新政府推动之下，他与其他几位苗族教会领袖一同签署了“三自宣言”，在外在形式上尽量顺服当局的政治要求。然而，当政府要求基督徒参加羞辱地主、攻击西方宣教士的批斗会时，王志明却坚决说“不”。他著名的一句话流传至今：“我的手曾为众多信徒施洗，不可用来沾染罪恶。” 他宁愿在政治上被视为“不合作分子”，也不愿用神所分别为圣的手去参与迫害邻舍。正因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被当地干部视为“顽固的反革命分子”。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武定地区的教会领袖成为重点打击对象。1969年前后，至少有21位基督徒领袖被逮捕，下放劳改营或在批斗中遭受严重虐待。1969年5月，王志明与妻子及儿子一同被捕，据见证，他被捕时正在一户苗族家庭中为孩子施洗。他在狱中多次被要求“检讨”“认罪”，却始终坚持表示：他只向主认罪，不向任何强权认罪。
1973年12月29日，当局在当地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公审大会，约有一万多名群众到场。会上，王志明被集中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随后被判处死刑，当场枪决。多份来自当地信徒与亲历者的回忆记载，为了阻止他在大会上开口作见证或呼吁基督徒持守信仰归向神，行刑前当局用刺刀残酷地割烂了他的舌头，使他不能发声。然而，即便在这样极端的残暴之下，在场的许多基督徒仍然在心中纪念他对基督的忠诚心。根据后来的记录，枪决之后会场一度陷入混乱，有信徒愤怒责问、甚至冲向台上的官员，这一幕至今仍在当地教会的集体记忆中被提起。
文革结束后，当局开始为部分冤案“平反”。1980年，地方政府为王志明“平反昭雪”，向其家属发放人民币1,300元作为所谓“抚慰金”。为了安抚苗族人，1981年，当地苗族信徒获准在他的墓前竖立纪念碑，这是在文革时期成千上万因信仰被处死或迫害致死的中国基督徒当中，公开允许在墓地树碑纪念的，似乎只有他一人，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极为罕见，也从侧面见证了他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心中的地位。然而，真正的“抚慰”并不在于金钱或墓碑，而在于福音在武定地区持续的扩展。人的刀剑不能浇灭福音之火，反倒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
1998年7月10日，伦敦西敏大教堂在西大门上方揭幕“二十世纪现代殉道者”十位雕像，纪念在二十世纪全世界为基督信仰而殉道的基督徒。王志明这位来自中国云南贫瘠山区的苗族牧师是这十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从乌蒙山脉的偏远山村，到伦敦帝国心脏地带的哥特式大门，他的生命成为一个跨越文化与时代的记号：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8），却被神记念。
今日教会反思
王志明牧师的一生，正是“顺服神，不顺服人”（徒5:29）这一圣经教导的活生生见证。五十年代，他并非简单地一概拒绝所有政治要求，而是在不违背圣经真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在外在层面顺服；然而，一旦涉及批斗邻舍、羞辱肢体、否认基督，他就毫不退缩地站在十字架这一边，即使代价是性命。这提醒我们：信徒在地上固然要“因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前2:13），却绝不能以“顺服政府”为理由，去否认基督已经清楚启示的真理与圣洁。 同时，神在历史中的护理也清楚可见：人的邪恶、政权的暴力，并不能拦阻福音的传播，反而使教会在逼迫中更深地倚靠主。王志明遇害时，当地教会看似被彻底摧毁；几十年后，本地信徒人数却成倍增长，这正印证了那句古老的写照：“殉道士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
今天，当我们仰望西敏大教堂西门上方那十位二十世纪殉道者的雕像，也不得不看见另一幅现实：在同一座教堂及其周边公共空间中，近年来常以各种方式参与当代所谓“多元”“骄傲”的文化氛围——从官方庆祝活动，到在伦敦市中心悬挂各式彩虹旗和“进步版”彩虹旗，以迎合主流社会对性伦理的再定义。这种强烈、刺眼的对比，给今日教会一个深刻的提醒：一方面，我们纪念那些为福音舍命的见证人，他们的身体写下了“婚姻、性与权柄”真正属于基督；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是否仍然以圣经为最高权柄，愿意在性伦理、婚姻制度、创世秩序这些高度敏感的议题上，逆流而上、忠于真理？
愿主借着王志明等殉道者的见证，再次呼唤祂的教会：不要只在石像前敬仰殉道者，却在日常生活里否认他们为之流血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既以爱心待人，又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在十字架与复活的盼望中，忠心跟随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12:2）。
在西敏大教堂树立的王志明牧师雕像
王志明牧师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