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教会历史上今天：剑桥七杰与学生志愿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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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2月9日，英国爱丁堡大学举行了一场原本并不被看好的学生聚会。讲员是两位年轻的基督徒：司安仁（Stanley Smith，1861–1931）和施达德（C. T. Studd，1860–1931）。他们都是“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中的核心成员，已经接受戴德生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差派，预备前往中国宣教。出发前，他们在英国和苏格兰各大学巡回作见证，这场爱丁堡的聚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起初，他们担心学生会冷漠甚至讥诮；然而事实相反，这次聚会成为一次“极有能力”的聚会，深深震动了爱丁堡大学的学生社群，也成为后来学生志愿者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并间接推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整一代大学生投入普世宣教的浪潮。回望这一日，我们不仅在赞叹他们的热心与勇气，更要反省：同样在学术、事业与舒适生活的追逐之中，今日的我们是否仍深信福音的价值超过一切短暂的成功，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恩赐与资源真正摆上，参与教会在本地与远方的宣教工作？愿主借着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远赴他乡，但每一位属主的人，都被呼召在自己所在之处，为永恒的国度而活。
谁是“剑桥七杰”？
“剑桥七杰”是六位剑桥大学学生加上一位皇家军事学院学员，他们原本出身优越、受教育良好，不少人前途光明，却在主后1885年毅然放弃原有的荣耀和前途，加入中国内地会，奔赴中国内地宣教。
他们都是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校园福音复兴浪潮中被主抓住的一代人。一方面，他们受到了慕迪（D. L. Moody）在剑桥的布道和福音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受戴德生著作《中华属灵的需要与呼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的激励，看见中国广大的属灵荒场。
在他们被中国内地会正式接纳之后，出发前约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组成布道团队，在英国和苏格兰的大学间巡回分享见证，呼召学生将生命献给基督和普世宣教。这次巡回，就是他们得到“剑桥七杰”这个称呼的背景。
他们的见证后来结集成册，出版为《普世福音化：一个宣教团队》（The Evangelisation of the World: A Missionary Band），在当时成为畅销书，连维多利亚女王也收到这本见证小册子；这本书之后在英国和美国的各地基督徒青年会（YMCA、YWCA）广泛流传，对当时的年轻一代有极大影响。
剑桥七杰的简要生平
1. 施达德（C. T. Studd）
施达德出身富裕家庭，是英国著名板球明星，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本来拥有极为光明的体育与社会前途，却在信主后，决定放下名利，前往中国服事。抵华后，他在山西服事多年，因健康缘故于1894年暂时返回英国，之后又先后在印度、非洲宣教，最终创立“非洲之心宣道会”，后来发展为“世界宣道会”（Worldwide Evangelisation Crusade，今称WEC International），1931年在刚果离世。
2. 司安仁（Stanley P. Smith）
司安仁是剑桥三一学院学生，曾任划艇队队长，是出色的赛艇运动员，后又接受医学训练。归信后，他在伦敦海德公园设立“街头讲台”，热心传讲福音。抵达中国后，他被派往华北，很快就能用流利中文讲道，终身服事山西一带，专注于乡村布道、帮助戒除鸦片、训练传道人，常与中国著名传道人席胜魔同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因某些教义上的分歧而离开中国内地会，但仍与内地会保持友好关系，继续在山西东部开拓新的工场，直到1931年在泽州（今山西晋城）离世。去世前一晚，他仍在讲道。他的独子A. C. Stanley Smith后来成为医学宣教士，是英国圣公会“卢旺达宣道会”（Ruanda Mission）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对非洲东部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
3. 章必成（Montagu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章必成出身贵族家庭，是男爵之子，就读剑桥三一学院。来华后，他被差派到四川，参与建立中国圣公会华西教区，在早期华西教区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900年庚子之乱中他一度撤离中国，1902年又再度回到工场。1911年后，他回英国在军中担任随军牧师。1930年代，他的儿子蒙召成为第二代来华宣教士，他也再度来到中国，在四川阆中离世（1939年）。
4. 盖士利（William Wharton Cassels）
盖士利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是圣公会牧师。来华后，他与章必成、杜明德等人在四川同工。1895年，他被按立为华西教区第一任主教，成为英国圣公会在中国内陆地区设立本地教区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被按立主教后直到1925年离世，他一直在四川阆中服事，并葬在当地教区大教堂的花园中。
5.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何斯德出身皇家军事学院，是七人中唯一非剑桥大学毕业者。他原本在军中服役，后蒙召加入中国内地会，先在山西临汾曲沃县服事，后转到洪洞县，与席胜魔等人一起牧养教会。1902年，他接替戴德生，担任中国内地会总监长达33年，使内地会在二十世纪初持续稳健扩展。他1935年退休后仍留在中国，直到1945年二战期间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获释后返回英国，于1946年去世，是“剑桥七杰”中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
6. 杜明德（Arthur Twistleton Polhill-Turner）
杜明德和弟兄杜西德皆出身于伊顿公学，后进入剑桥深造；他本人就读剑桥三一学院。来华后，他主要在四川服事，1888年被按立为牧师后有意搬到更偏远、更人口稠密的乡村，以便接触更多未闻福音的人。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他选择留下，与当地教会一同经历患难，直至1928年退休回国才正式离开中国，1935年在英国离世。
7. 杜西德（Cecil H. Polhill-Turner）
杜西德是杜明德的哥哥，原就读剑桥耶稣学院，来华前已是骑兵中尉。本可继续军旅升迁，却因福音呼召放下前程，与弟弟等人一同前往四川，特别负责接触西北、西藏边区的福音工作。1892年，他与妻子在一次暴乱中几乎丧命。1900年因健康恶化被迫回国，此后未能重返中国，但他仍在余生中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宣教访问，鼓励支持普世差传，1938年在英国离世。
从爱丁堡到世界：学生宣教运动的火种
1884年末起，“剑桥七杰”开始在英国各大学巡回分享信仰见证。他们不是单纯为自己“造势”，而是清楚地把自己视为预备赴华宣教的一支“宣教团队”，在各城各校呼召学生思想永恒，回应基督的福音。
12月9日的爱丁堡大学聚会就是这段巡回中的高峰之一。司安仁在台上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位追求成绩和荣耀的运动健将，成为一个被福音彻底改变的人；他强调，真正的价值不在短暂的名誉，而在认识基督、顺服基督、参与祂在万民中的工作。施达德则见证自己如何从英格兰板球明星，转而把生命摆在福音与宣教的祭坛上，呼召听众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原本他们担心学生会冷淡、嘲讽，然而那天圣灵格外做工，聚会充满能力，许多学生流泪悔改，有人献身全时间服事主，也有人重新认真对待自己的基督徒身份。类似的聚会在英国和苏格兰的校园中一再出现，为后来的学生宣教运动和学生宣道团体预备了土壤。
他们的见证不仅影响英国，也传到大西洋彼岸，感动美国的罗伯特·怀尔德（Robert Wilder）等人，最终催生了著名的“学生志愿者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在二十世纪初期差派了成千上万大学生走向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场。
对中国内地会与中国教会历史的影响
1885年，“剑桥七杰”抵达上海时，中国内地会大约只有163名宣教士；到1890年人数已经翻倍，到了1900年，宣教士人数增长到约800人，占当时在华更正教宣教士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一。
从数字来看，“剑桥七杰”只是其中七人，但神使用他们的见证和生命奉献，好像火种一样，在学生群体中点燃了宣教热情，使中国内地会从相对默默无闻的差会，一跃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普世宣教机构之一，也为中国教会在近代的福音广传与本土教会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们一生的服事轨迹也颇具代表性：有人长期扎根中国内陆，直到老死异乡；也有人返回本国后，继续推动差传、牧养军人、在其他国家开辟新工场。无论在中国、在非洲，还是在英国本土，他们都从一种贵族菁英的人生路径，被转化为“为福音、为教会、为万民”而活的仆人。
今日教会的简单反思与应用
回望1884年12月9日爱丁堡大学的一场聚会，我们看见的并不只是七位“属灵名人”的故事，而是基督藉着普通年轻人，向当世发出的呼召：你愿意为永恒放下什么？你相信福音值得你这样做吗？
今天，无论我们是在校园、职场还是家庭中，多数人都不会被呼召像他们一样远赴他乡、终身为宣教而活；然而，每一位基督徒都被呼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用时间、恩赐、金钱、关系，参与基督差遣教会去“使万民作门徒”的大使命。愿主藉着“剑桥七杰”的见证，帮助我们重新思想：在追逐学位、事业和安稳生活的同时，我们是否仍然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剑桥七杰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