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教会历史上今天：大马士革的约翰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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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年12月4日，东方教会著名的神学家、诗人、哲学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675–749）离世。作为拜占庭时期东方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他常被称为“希腊教会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父”。他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叙利亚，却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尤其因捍卫圣像敬礼而闻名。他的著作在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传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他们所理解的“正统神学”奠定了系统基础。回顾这位教父，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他在护卫三一论与基督论正统上的重要贡献，也要看到他在圣像敬礼与救恩观上的限度；另一方面，在当下不少福音派与更正教信徒因厌倦教会的浅薄与娱乐化而转向东正教的现象中，我们也被迫自省：真正的出路不是用更多传统与形式取代福音，而是让教会在敬拜上回到圣经的规范，在教义上恢复厚度，在群体生活中认真活出“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圣经”的信仰，使人既能看见历史的深度，也能真实遇见复活的主。
约翰约生于675年前后，出生在大马士革一个显赫的基督徒家族。其父在伊斯兰统治下担任财政官员，为当时的乌玛雅王朝服务。约翰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教育，他的老师是一位名叫柯斯麦（Cosmas）的意大利奴隶，后被赎回并成为修士。约翰在他指导下学习哲学、音乐、天文学与神学。成年后，他继承父亲的职位，在大马士革宫廷中担任财政官。然而，他后来离开显赫而安稳的官职，退隐到耶路撒冷附近的马尔萨巴修道院（Mar Saba），专心过修士生活，从事写作与神学思考。传统上认为，他于749年12月4日离世，后来在东正教会被尊为圣人与“教会博士”，其影响贯穿整个中世纪东方教会。
在所有神学贡献当中，约翰最著名的是他为“圣像敬礼”（希腊文“εἰκονοδουλεία”，英文“icon veneration”，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种敬拜，所以在此不用传统中文译法“圣像崇拜”，但是作为改革宗信徒来看，这中间的确有很多模糊地带。但作为学术尊重，我将此一位“圣像敬礼”，在下文有更多解释。）所作的辩护。早在六世纪，东方教会就已经将圣像称为“文盲的课本”，藉着图像帮助不识字的信徒认识圣经真理。然而，到了八世纪初，拜占庭帝国爆发了激烈的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一些皇帝与教会领袖认为圣像敬礼违反了圣经禁止偶像的诫命。面对这一争议，约翰撰写了《反对诋毁圣像者的辩护论文》（Apologies Against Those Who Attack the Divine Images），成为圣像敬礼最有代表性的神学辩护者。
在这些论辩中，约翰主要提出两点关键主张：第一，既然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取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性，那么描绘祂的人性形象并不否认祂的神性，相反是肯定道成肉身的客观历史；第二，他特别区分对圣像的“尊敬”（προσκύνησις）与对神的“崇拜”（λατρεία）：圣像只是帮助记念与默想的工具，真正的崇拜仍是归于神自己。这些论点后来在主后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第七次大公会议）中被正式接纳，成为东正教与天主教为“圣像敬礼”提供神学基础的重要依据。
然而，约翰在圣像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被更正教传统所接受。改教运动以“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为原则，重申出埃及记第二诫所载对雕刻偶像与敬拜形象的禁止（出20:4–5），并坚持所谓“敬拜的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在公共敬拜中，教会所行的一切礼仪与形式，只能建立在圣经明确的命令或必要推论之上。站在这一立场上，更正教认为：即便在理论上可以区分“尊敬”与“崇拜”，这一区分在普通信徒的敬拜实践中极易模糊，反而容易导致对受造物或物质媒介的不当依附甚至敬拜（罗1:25）。既然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十架救赎已经完成，圣灵也住在信徒心里，信徒可以“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敬拜神（约4:24），坦然借着基督进入至圣所（来10:1–10），就没有必要在敬拜中再依赖任何被造物作为接近神的中介。
除了圣像问题之外，约翰最重要的系统神学著作是《正统信仰概要》（Exact 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这部作品是他三卷本大作《知识之泉》（Fount of Knowledge）的第三部分，常被视为拜占庭正统神学的经典总纲，甚至被誉为“希腊教会的教义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约翰系统整理并综合了前几世纪教父的教导，清楚地阐述了三位一体论（圣父、圣子、圣灵同质同荣，却在位格上彼此区分）、基督的二性（完全神性与完全人性在一位格里不混乱、不分离地联合）、以及圣礼在信徒灵命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内容深深影响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后来的神学发展，使约翰在教义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约翰也是一位卓越的礼仪诗人。他创作了大量赞美诗，其中最著名的如《复活节加农》（Easter Canon，参考上面第三方YouTube视频），至今仍在东正教礼拜中吟唱。他的诗歌充满圣经意象与神学内容，将教义以诗歌形式融入教会礼拜，使普通信徒在诗歌中被教导、被塑造。约翰也思考预定论、人性与自由意志等教义。他在这些问题上虽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却更接近所谓“半奥古斯丁主义”的倾向：强调人在神恩典的预先工作与扶持之下，以自由意志回应，与恩典“合作”，而非完全无能、全然被动地接受恩典。这一点也使后来的更正教信徒对他的救恩观持保留态度，因为改教运动传统强调，人在重生之前在属灵上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对神的恩典并无自主合作的能力。
从整体来看，大马士革的约翰是一个极具“综合”和“系统化”能力的神学家。他充分吸收了前期教父，特别是加帕多家三教父以及金口约翰的神学遗产，将零散的教义传统归纳整理，形成清晰而系统的神学结构。在伊斯兰统治环境中，他也曾对伊斯兰教义提出批判，在《知识之泉》中与穆斯林的思想展开辩论，强调圣经启示与教会传统在神学建构中的权威地位。
对约翰神学的评价必须承认其复杂性。一方面，他在三一论与基督论上的贡献极其重要，忠实守护了早期大公会议所确立的正统信仰，对整个东方教会后来的教义发展、敬拜生活和礼仪诗歌，都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在圣像问题上的辩护、在人与神关系上强调“神人合作”的救恩观，以及他对教会传统高度的依赖，都让持“唯独恩典”“唯独圣经”的改革宗教会必须谨慎地加以分辨。我们既不应该简单否定他的全部遗产，也不能不加批判地一概接纳。
今日教会的简单反思
近几十年来，不少原本成长于福音派、更正教传统的信徒甚至传道人，开始对东正教产生兴趣，有的人更是正式加入东正教。著名护教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的儿子便是其中一例。他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北美福音派内部的分裂、浅薄和世俗化，对所谓“教会文化战争”的厌倦，也对父辈时代的福音派有强烈反思，最终走向东正教，并从那里公开批评自己出身的传统。我也有一位传道人朋友，后来离开加入东正教，在我们几次深入谈话后，我想在此写一点个人的反思：
1. 他们在寻找的是“厚重感”和“根基感”。
很多转向东正教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否定福音真理，而是对当代许多教会的“轻浮敬拜”“消费主义式教会文化”“缺乏教会传统意识”感到失望。他们渴望更稳固的神学根基、更有历史感的敬拜、更严肃地对待圣礼和教会生活。若更正教教会在教义上虽自称“改革宗”，实际生活中却充满功利、娱乐化、个人主义，就会把那些认真寻求的人往“看起来更庄严、古老、有传统”的地方推去。
2. 形式上的庄严，不能替代真理上的忠心。
东正教的礼仪、教堂建筑、圣像与诗歌，都带着强烈的美感、庄严感与“神秘氛围”。许多疲惫于“简陋、随意、像讲座或演唱会”的敬拜环境的信徒，很自然会被这种形式吸引。然而，形式的庄严并不自动等于真理的纯正。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传统可以在礼仪上极其古老丰富，却在教义上有严重偏离；也可以在形式上看似朴素，却在福音真理上更为忠心。改革宗的重点，不是“形式越传统越好”，而是“凡事要被神话语规范”。
3. 更正教自己要悔改——不是去模仿东正教，而是回到圣经所教导的敬拜与教会生活。
看见有人离开，我们自然会难过，也会担心他们在教义上远离改教运动五个唯独的根基。但与其只是在理论上批判东正教，不如先诚实反省：我们的教会是否真正在敬拜中以神为中心？是否有严肃的教义教导，而不是只讲安慰、成功、心理学？是否在圣礼、教会纪律、牧养关怀上认真看重、忠心施行？若我们自己轻看教会认信传统、轻看教会历史、轻看庄重敬拜，却又批评别人“太重传统、太重礼仪”，这种反差本身就缺乏说服力。
4.对失望者，要有温柔与耐心，而不是定罪与嘲讽。
很多转向东正教的人，背后都有对教会伤害、对属灵浅薄文化的失望，甚至有些是理性认真、真诚追求的人。教会面对这样的人，若只用标签（“背离福音”“传统主义”“仪式主义”）来论断，却没有愿意坐下来聆听他们的挣扎、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福音、陪他们一起重新建造对教会的盼望，就很难把他们挽回。保罗吩咐我们：“用温柔的心挽回他”（加6:1），这同样适用于面对那些被“庄严传统”吸走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回顾大马士革的约翰和他所代表的传统时，一方面要警醒：任何时代、任何传统，都可能用可见的事物（圣像、礼仪、历史权威）来取代基督自己；另一方面，也要谦卑承认：如果更正教的教会把敬拜变成娱乐，把教义变成口号，把教会生活变成“松散社交”，我们就没有资格只批评别人“形式主义”。愿主帮助我们，在坚持“唯独圣经、唯独基督”的同时，也认真恢复有根、有秩序、有敬畏的敬拜和教会生活，好让那些渴望“真实、厚重”的信徒，能在福音派教会里就找到——而不用到别处寻找。
大马士革的约翰画像